阳光总在风雨后 走出癌症魔掌的原夜上海舞厅女老板(上)

【记者杨天采访报导】走过了上山下乡艰辛，目睹了改革开放的弄潮，从本本分分的毛巾厂职工，到坐拥一家舞厅和一家KTV的夜上海女老板。经历感情波折后，只身来到法国，又为得到法国居留历尽曲折。当一切开始步向美好的时候，癌症却又从天而降。人生如此多舛，应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位来自上海浦东的杨女士，了解了她旅法前后的辛酸，得知了她顽强战胜病魔的故事。在这里我们把它分享出来，希望能鼓励大家经受住风雨的考验，迎来属于自己的那片彩虹与阳光。

 

 

1960年杨女士出生在大上海，经历过上海近郊插队的艰苦生活的历练之后，上调到了上海东海毛巾厂工作。她说：“在毛巾厂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就有一个疑问，到底是员工养活老板还是老板养活员工？如果我真有能力就要去做老板。”于是她就辞去了相对稳定的工作，自己开起了一家加工和销售羊毛衫的门市店，一做就是十年。从起初的小门市店，做到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工厂，期间杨女士作为一名女性商人，比普通创业者付出了更多的心血。由于这种服装加工生意，很多都要挂应收款的，资金流转常常出现问题，甚至经常有应收款项收不回来的事情发生。杨女士就考虑以后有机会就要做那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应收款的生意。

 

90年代的浦东日新月异，各行各业都蓬勃发展，杨女士家住上海有名的红灯区附近，目睹了娱乐产业的生意红火，于是她就琢磨着开一家舞厅。杨女士说：“我想要开舞厅就必须学跳舞，当时老百姓还是觉得跳舞的不是好人，都是叛逆的人才去跳舞，但我自己却学的心安理得，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子就行。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对别人好更要对自己好，对别人投资更要对自己投资，做一个独立的女人。”

在朋友的投资帮助下，96年杨女士就开了一家舞厅。杨女士无奈的表示，进入娱乐圈之后，思想观念都得改变。多年的商战洗礼，也练就了杨女士左右逢源，随俗应酬的本领，所以杨女士的一家舞厅和一家KTV还是开的平平稳稳。

 

杨女士在生意场上取得成功的时候，感情方面却遭遇了滑铁卢。杨女士当时的丈夫是她的初恋情人，结婚十六年，是很多人所羡慕的那种从初恋走入婚礼殿堂的伴侣。她自己说道：“他是一个好人，只是没有拼搏的心，永远只是想吃着死工资过日子，而我呢，骨子里就流着不安分的血液。”当初从工厂辞职，再到开舞厅，她的丈夫一直反对。由于二人意见不合，最终导致了感情破裂，走上了离婚的末路。杨女士遗憾的说：“其实我是不想离婚，我对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当时让你和我一起做，你不愿意，我一个女人早出晚归，抛头露面在外也不容易，我说能不能看在孩子份上缓一下？’”但是丈夫还是决定要离婚。要强的杨女士没有再挽留，毅然同意了签字离婚，净身出户。

 

KTV、舞厅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大上海这个花花都市落户。对杨女士的生意带来的冲击也是越来越明显，于是杨女士就思考着寻找新的项目投资。当时浦东有很多日本大公司进驻，松下、索尼等都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从做服装生意时就跟日本人打过交道的杨女士深知日本男人的习性。他们独身在中国工作，在结束工作之后很喜欢找地方喝喝酒，唱唱歌。但是当时并没有专门面向日本顾客的KTV等娱乐设施，于是杨女士就投资开了家专门有日本歌曲的KTV。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的投资以失败告终，亏了二十多万，这在当时算是很大的一笔数目了。再加上当时做舞厅生意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杨女士说：“我做这个就是一只脚是在监狱门口，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查的还是很严的，我怎么也要为儿子想想。”于是杨女士就结束了KTV和舞厅的生意。

 

一天，一位在法国发展的旧友联系到杨女士，并向她谈起了法国的情况。正好感情和事业都出现问题的杨女士决定离开上海，去全新的国度发展。于是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她踏上了飞往了巴黎的航班。

 

1999年12月，杨女士站在陌生的巴黎戴高乐机场，看着周围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听着各式各样就是没有汉语的对话，她陷入了茫然之中。杨女士无奈的说：“一个朋友来机场接我，然后把我送到了Bobigny，收了200美金之后就走掉了，什么都不管。来到法国之后做什么都要和钱打交道。”好在有几个比她早来几个月的大陆同胞带她到巴黎的华人区美丽城（Belleville）买了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就这样杨女士开始了在法国的谋生之路。

 

在美丽城，杨女士看到了一些招工的广告，有做餐馆的，有做保姆的。杨女士说：“我在国内怎么说也是做过老板的，来到这边要我去伺候别人。我转不过这个弯，这些都不是我应该做的工作。”但是不工作在法国就不能生存，她始终相信那句老话，自己有一门手艺到哪里都有饭吃，于是她就重操旧业，去学做衣服。

 

刚到法国，最关键的是语言，还好来时带了复读机和两本法语入门书，自己边做黑工，边自学，现在总算可以应付各种事情了。

 

杨女士说：“刚来的时候也哭过，也流过泪，累就是累。你想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我要做17个小时的工，而回报仅仅是35法郎。而我每天还要生活在担心警察来抓，害怕被遣送回国的恐惧里。因为我当时是商务考察，非法滞留在法国的，整天听到的都是谁谁被抓了，提心吊胆的，身心俱疲，真是苦不堪言。这里只要有居留就什么都好，但这毕竟是自己选择的路，就要走下去，做黑工也要做，能生活下去就好了。”就是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过了几个月后，身边认识的朋友逐渐多了，有朋友给杨女士出了一个主意，反正也是单身，不如找一个法国人嫁了。杨女士思前想后，权衡利弊之后就同意了，在朋友的介绍下，2000年杨女士就和现在的先生结了婚。但是事实总是事与愿违的，婚前杨女士并不知道先生只是十年居留，所以婚后杨女士并不能马上拿到居留。杨女士说：“我先生因为以前做工时发生事故而无法继续工作，所以我得必须做工。一个月能拿到2500法郎的收入，还好房子是先生自己的，住是不要花钱的。我想有个地方安定下来就好了，因为在法国住是第一大问题，比吃难，没钱也没居留，就只有睡马路的份儿了。”

 

婚后，杨女士在朋友的介绍下在18区租了一个房子用来做衣服。杨女士形容说：“这个房子就是巴黎最差最烂的房子，环境很差”这种条件下，杨女士没日没夜的高强度的工作，精神上也是因为害怕被抓而高度紧张，再加上做黑工的时候经常发生一些土耳其老板拖欠，甚至不交付工钱的事情。杨女士回忆说：“我当时初到法国，对法国的行情不了解。我希望那些现在还没有拿到居留，但是不幸面对同样问题的华人朋友能够不再选择忍气吞声，法国是一个很讲人权的国家，这种事情都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就这样做了一年之后，杨女士家所在的区政府重新规划这一片旧楼，由于杨女士和先生的房子很小，老公又是有十年居留的，政府就分给他们一套房子，日子总算安定下来。

 

杨女士说：“我当时是给一个土耳其人打工，在国内自己做老板，来这里混到一个三等公民都不如的地步了。我就得做什么都忍着，就是多帮人家一点，自己赚不赚不要紧，能吃能喝够花就可以了，我就想我现在赚的不多以后会赚的。别人不愿做的活我都做，老板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二话不说伸手就干，就当作是义务奉献了，也不会去问老板给我多少钱，就当义工。这样时间一长，自己在周围的圈子里就有了口碑，大家都认为这个中国人是值得信赖的。日积月累，给这个土耳其老板做了三年，他也帮助了我很多，我替他打黑工的时候，他也是担着被抓被罚的风险，有时也会帮我签一点点工单。说来我运气也算比较好，做了三年一直也没查过。”

 

2005年的时候，杨女士通过一个协会申请居留，结果得知了自己被诬告假结婚上了黑名单，一时难以相信，因为自己和老公虽说没有太深的感情，但是就像老来伴儿一样一直住在一起相互照应，经济方面也是联名报税的，她始终想不通怎么会被人举报呢？多方打听得知，正是那套政府拆迁房给杨女士带来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大麻烦。她的房东其实是二房东，这次拆迁一点好处没有得到，出于嫉妒眼红就一封信告到警察局说杨女士是假结婚。得知是这个房东举报的自己，杨女士十分气愤，因为彼此之间是朋友，而且从前房东生病的时候，杨女士对她还悉心照料，没想到竟得到如此回报。

 

居留一时是拿不到了，但是日子还得过下去。不甘于平庸的杨女士开始琢磨怎么开自己的工厂，由于自己没有居留，在一个犹太会计的建议下，他用老公的名字开起了一家制衣工厂，自己在里面管理。两年的时间在杨女士的经营下，工厂发展到有不同国籍的16个工人，从刚来法国每天35法郎的收入到后来每天350欧元的收入，杨女士通过自己的吃苦耐劳，脚踏实地一步步的走向成功。杨女士自嘲道：“当时我所有的工人都有居留，有法籍，有十年的，就我这个当老板的没有居留，然而有的时候运气好起来了是挡也挡不的，2008年，我通过法律途径，请熟人证明我确实是真结婚，终于拿到了居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