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玉兰
 

“擒贼擒王”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十八计。原文：“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是说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它的首领，就可以瓦解它的整体力量。就像龙离大海到田野大地之上作战，走入了困顿的绝境。
 

擒贼擒王，语出唐代诗人杜甫《前出塞》：“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通常比喻在解决事情上抓住关键，解决主要矛盾，其它的细节便可以迎刃而解。下面举两例。
 

张巡守睢阳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气焰嚣张，连连大捷，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派勇将尹子奇率十万劲旅进攻睢阳。御史中丞张巡驻守睢阳，见敌军来势汹汹，决定据城固守。敌兵二十余次攻城，均被击退。
 

尹子奇见士兵已经疲惫，只得鸣金收兵。晚上，敌兵刚刚准备休息，忽听城头战鼓隆隆，喊声震天，象要杀出城来，可是一直紧闭城门，没有出战。尹子奇的部队被折腾了整夜，将士们疲乏已极，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这时，城中一声炮响，突然之间，张巡率领守兵冲杀出来。敌兵从梦中惊醒，惊慌失措，乱作一团。张巡一鼓作气，接连斩杀五十余名敌将，五千余名士兵，敌军大乱。
 

张巡下令擒拿敌军首领尹子奇，军队一直冲到敌军帅旗之下。张巡从未见过尹子奇，根本不认识，现在他又混在乱军之中，更加难以辨认。张巡心生一计，让士兵用秸秆削尖作箭，射向敌军。敌军中不少人中箭，他们以为这下完了，没有命了。但是发现，自己中的是秸秆箭，心中大喜，以为张巡军中已没有箭了。他们争先恐后向尹子奇报告这个好消息。张巡见状，立刻辨认出了敌军首领尹子奇，急令神箭手、部将南霁云向尹子奇放箭。正中尹子奇左眼，这回可是真箭，只见尹子奇鲜血淋漓，仓皇逃命。敌军一片混乱，大败而逃。
 

也先挟持明英宗
 

明朝时，明英宗宠幸太监王振，可王振是个奸邪之徒，侍宠专权。当时北方瓦刺逐渐强大起来，有觊觎中原的野心。
 

公元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亲自率领大军攻打大同，大同守兵失利，塞外城堡，相继陷落，朝野震惊。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一路上，连降大雨，道路泥泞，行军缓慢。也先闻报，满心欢喜，认为这正是捉拿英宗平定中原的大好时机。等明朝大军抵达大同的时候，也先命令大队人马向后撤退。王振于是下令追击瓦刺军。也先早已料到，已派骑兵精锐分两路从两侧包围明军。明军先锋朱锳、先晃，遭到瓦刺军伏击，全军覆没。明英宗无可奈何，只得下令班师回京。
 

明军撤退到土木堡，已是黄昏时分。大臣们建议，部队再前行二十里到怀来城凭险拒守，以待援军。王振坚持在土木堡扎营等待。第二天清早，明军被瓦刺军团团包围。也先又施—计，派人送信王振，建议两军议和。王振误以为这是突围的好时机，他急令部队往怀来城方向突围。这一下正中也先诱敌之计，明军离开土木堡不到四里地，瓦刺军从四面包围。明英宗最终被也先生擒。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打死。明军没有了指挥中心，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文/楚天
 

中国自古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劝学之句。那么，时间怎么能用寸来讲呢？
 

古人以“寸”来形容短、小；“阴”是指日影。“寸阴”则是比喻极短暂的时光。把“光阴”称作“寸”，这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计时仪器——日晷(音guǐ)。据史书记载，中国早在汉代以前就已开始用日晷来计时了。日晷由晷盘和晷针组成。晷盘为石质，四周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12个度，用来表示时辰。晷针为铜质，立于晷面正中垂直于晷面。


日晷

 

由日出到日落，晷针的影子由长到短，又由短而长地指向晷盘上的刻度位置，便可知道是白天的不同时刻。“寸晷”就是指一寸长的影子，借指时间。“一寸光阴”，就是晷盘上晷针的影子移动一寸距离所耗费的时间，通常用来表示时间极为短暂。
 

将“寸阴”与“寸金”连在一起，劝喻人们珍惜点滴时光抓紧学习知识的，是《淮南子•厚道训》：“故圣人不贵尺之璧（直径一尺的扁平圆形玉器，先秦时，径尺之璧价值连城），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晋书•陶侃传》也说：“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是自弃也’。”
 

汉唐以后，在一些诗文中开始出现“寸阴”、“寸晷”、“分阴”等词语。唐末诗人王贞白，早年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读书时，曾写下《白鹿洞诗二首》，其中一首中有“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句子，这可能是“一寸光阴”的最早出处了。


 

(接上期)
 

自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辅佐蜀汉后主刘禅，主管军国大政。刘禅恪守父亲遗言，将蜀汉军政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给丞相诸葛亮裁决。诸葛亮对刘禅，也恪守他对刘备的承诺，确实做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因此，蜀国得到大治。 


颐和园长廊彩绘——“诸葛亮大破魏兵”(Charlie fong/维基百科)

 

益州之士思明君 
 

刘备入蜀之前，该地由刘璋辖制。刘璋，字季玉，袭其父刘焉位而为益州牧。《三国志》说他“明断少”，“才非人雄，而居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诸葛亮隆中对策即指出“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人才俊杰，他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皆策划迎接刘备入蜀，正如诸葛亮隆中对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对刘璋的旧部安排深得人心。《三国志》记载：“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这就是说，过去无论是刘璋重用的人、亲近的人、被排斥的人，还是他所忌恨的人，刘备皆委以重任，有能力的人都受到鼓舞。这不仅缓和刘璋时期不能解决的矛盾，也使刘备在益州的根基更加牢固。
 

任用当地人才 
 

诸葛亮执政后，对益州当地人才着意加以擢用。
 

秦宓字子敕，是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北）人，比较有才学，善于口辩。杜微是一个年老耳聋的人，刘备定蜀以后，他闭门不出。诸葛亮执政后，任命杜微为益州主簿，杜微推辞，诸葛亮便派遣车辆去迎接杜微。二人见面后，诸葛亮连写两篇文章劝说杜微，希望杜微能够辅佐后主，因他年老耳聋，诸葛亮最后任命杜微为谏议大夫。 
 

据《华阳国志》记载，刘备入蜀以后，比较重视荆楚故旧人马。但是，诸葛亮看到蜀汉政权要在益州站稳脚跟，必须选拔当地人才。
 

从《蜀志》各传的记载来看，益州当地人才如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职位，只是比丞相、大将军低一点而已，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能与曹魏相抗衡，其善于用人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以来，益州本地人才在政治上一直受歧视，诸葛亮诚意任用他们，他们自然乐于拥护诸葛亮。因此，诸葛亮连年北伐，向益州征兵要粮，未见有本地豪族反对，在军事前线，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 
 

审势施政 德刑相济 
 

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悬挂在诸葛亮殿堂前正中，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赵藩所书。联文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对治理蜀国过失的经验总结。 
 

刘璋时代，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好宽容放纵。诸葛亮认为，国家要治理好，首先必须依靠仁德感化和教育，同时辅以“定法度和明赏罚”。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指出刘璋治理蜀地的缺点提到，益州历经刘焉、刘璋两代统治，刘璋生性暗弱，法令松弛，只做表面文章，做官的相互吹捧，不施德政，在百姓心目中也没有威严。益州豪强才敢于胡作非为，君臣之道才日渐陵替。所以必须法令严明，有善必赏，有恶必罚，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诸葛亮法令严明的政策，不仅限制了豪强，更能鼓励豪强，因此，蜀地在政治上呈现高度清明。 
 

为了整顿吏治，纠正官场的腐败现象，诸葛亮命李严、法正、刘巴、伊籍等人，订出《蜀科》；并亲自制定检察官吏的守则。

 

他在《教令》一文中明确表示：“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这就是说，治理国家先实施仁政教化，公布法律条文，让百官和百姓知道进退，明白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然后，才对触犯律令进行处罚，最终做到“不令而制”，“王道平平”，让人心服口服。

 

诸葛亮诛刘封、杀彭羕、斩马谡、黜寒敏、罢廖立，废李严等，不避皇亲国戚、亲随故旧、托孤重臣。而这些被处罚的人，其罪行或过失，都是言之凿凿，铁证如山。 

 

如长水校尉廖立曾被诸葛亮视为能与庞统相提并论的“良才”，但后来，他因争名夺利和抽刀杀人，被流放汶山。可是，当廖立听到诸葛亮的死讯时，却难过得痛哭起来。 
 

又如李严，他身为蜀汉重臣，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后改名李平，字正方。建兴九年（231年）春，诸葛亮发兵汉中，令李平督运粮草，时值淫雨，运粮误期，他写信要诸葛亮退兵，兵既退，他又怕承担责任，耍两面派手法，被诸葛亮当面揭穿，李平理屈词穷。为正军法，被贬庶民，流放梓潼郡。 
 

罢黜李平之后，诸葛亮给时任中郎将参军的李平之子李丰写信，要他劝慰父亲，自省前过，只要一心为国仍有出路。建兴十二年，闻亮卒，李平知不可复出，忧愤而死。 
 

以身作则 道德典范
 

诸葛亮治蜀的成就与他能够以身作则也有关系。诸葛亮的道德品质与诸葛亮的智慧同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诸葛亮无论大小事都亲力亲为，据《魏氏春秋》记载：“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襄阳记》记载，诸葛亮的主簿杨颙表示，诸葛亮亲自校对簿书，热得终日流汗不止。
 

诸葛亮的家风自诸葛丰开始，就以“特立刚直”著名，诸葛亮自己也是一个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尚之士。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统兵十万，进行第五次北伐。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递上了一道奏表：“亮自表后主曰：‘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的全部家产是薄田十五顷，其中包括种有八百棵桑树的桑田。据《晋书食货志》记载，西晋初年对官员的占田数量有明文规定：“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由此可见，诸葛亮虽然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他的田产仅与八品小吏的占田数相当。
 

在诸葛亮看来，靠薄田桑树，家人勤力，足够子孙衣食；他本人在外率军作战，平日随身衣食都靠官俸开支，不会存非分之想和非分之欲。 
 

诸葛亮申明，他在外任上“无别调度”，即没有利用带兵在外的“职务之便”巧立名目，另外征调收取财物，没有让公家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此外，他平生“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即不另外私下经营产业，增加一丝一毫的家庭私产，而且“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也就是说，他不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家外有多余的财产，哪怕是寸土寸金也不积聚。” 

 

诸葛亮作风公正，不受谄谀，虚心纳谏。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治比刘璋时代大有起色，也比同时的魏、吴两国更好。 
 

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当时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对魏、吴两国的国主却未有这样的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百姓对他的思念，几十年不曾稍减，陈寿、袁准都说民之思念孔明，如西周之民思念召公。可见诸葛亮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是高度。 
 

诸葛亮治国很重视经济，大力扶植桑蚕业，因此，蜀锦成为中国著名的物产。诸葛亮务农植谷“闭关息民”，无夺其时，唯薄赋敛。固定一千八百多人，维护都江堰。 
 

诸葛亮还利用天然气，发展盐业，限制酿酒，提高冶炼技术，设置堰官、锦官、司金中郎将、典农校尉、盐府校尉。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盐、铁实行专卖，使蜀汉政权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的繁荣景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