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文/云中君
 

 

唐太宗李世民称帝之后，改年号为贞观。他任人唯贤，从谏如流，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终于促成了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升平景象，史称“贞观之治”。他先后出兵打败了北方的突厥和西面的吐谷浑、高昌国，既解除了外来威胁，又拓展了疆域。以广阔的胸怀接纳了众多少数民族，他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对外交往四通八达，出现了“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丝绸之路再次承载了文明交流的重任，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大概在此时传入中国，受唐文化影响最大的是朝鲜和日本，日本的“大化改新”正是在“遣唐使”的影响下发生的。 
 

隋朝崇尚佛、道，而比较轻视儒学。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下诏废除京师及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留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仅70人。隋朝一度推行的以考试儒学经义来选拔士人的制度也被停止，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唐太宗即位后，吸取隋朝的教训，大力提倡和推崇儒学，设立弘文馆、增修学舍、扩大国子学、大学、四门学的生员名额，增设书法、算术等课程。从公卿、贵族到普通人家的优秀子弟，都可选送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又召集天下名儒到京师当学官。当时四邻各国也都派贵族子弟来入学，一时生徒多达万人，把儒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 


唐太宗画像

 

太宗与群臣讨论消灭强盗，有人主张制定严刑峻法，太宗不以为然。他认为百姓之所以做强盗，是因为徭役太重，官吏贪暴，以至于饥寒交迫，才铤而走险，所以应该减轻赋税和徭役，整顿吏治。几年后，天下果然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剥削百姓侍奉君主，就像割下身上的肉来充饥，吃饱了人也死了，君主富足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界，而往往是在自身。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税繁重，赋税繁重则百姓忧愁，百姓忧愁则国家危殆，国家危殆则君主不保。朕经常考虑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由隋炀帝的挥霍无度相反，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为使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用度非常节俭。他反对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这是吸取了隋炀帝等前朝帝王耗费民力、损害百姓以致灭亡的教训。尽管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从即位开始，便注意戒奢从俭，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所住的宫殿，还是隋朝时所建的旧宫殿，历经战火焚烧，早已破旧。按照惯例，新王朝国君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宫，至少也要将旧宫修复装饰一新。但是唐太宗一直不许兴建新的宫殿。太宗患有“气疾”，所住的宫殿潮湿，夏暑秋凉，容易引起旧病复发。贞观二年，有大臣从爱护他的健康出发，奏请朝廷“营一阁以居之”。唐太宗却说：“我有气疾，确实不宜居住潮湿的宫殿，可是要大兴土木，必然浪费人工与钱粮，这不是为天下之君所应做的事。”大臣们虽一再奏请，太宗仍坚持不准。贞观初年基本上没有兴建什么大的工程。不仅如此，在洛阳遭受水灾时，百姓房屋被冲毁，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一些宫殿，将木材分给受灾百姓，以供修房之用。而洛阳宫殿被大水冲坏后，只是稍加修缮而已。由于唐太宗带头节俭，反对奢侈，影响了许多大臣。在贞观君臣中，崇尚节俭蔚然成风，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贞观时期的经济、文化达到鼎盛，为世界瞩目。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遣使赴西域册封叶护可汗，同时另派人携重金去买马。大臣魏征进谏说，这好像是为了西域宝马而册封，不是为了西域安宁：“诸蕃闻之，且不重中国……若陛下惠及四海，则（至宝）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大宗听了，连忙下令停止买马（《贞观政要•纳谏》）。那时候虽然唐朝国力天下第一，国君则连马都不敢向西域轻买一匹。因此，贞观盛世的形成与唐太宗的节俭有密切的关系。 
 

太宗神采英武刚毅，群臣觐见的时候，都诚惶诚恐，敬畏非常。太宗知道后，每次召见大臣奏事，都神色温和，希望听到规劝诤谏。 
 

贞观四年（630年）四方民族首领要给唐太宗上尊号，称“天可汗”。太宗说：“我是大唐的天子，又要负责可汗的事务吗？”朝廷群臣及各族首领一起高呼万岁。由于得到了各方首领的认可和拥戴，从此以后，太宗给西北各族首领的玺书中，都自称“天可汗”。在中国历史上，帝王虽然能平定中原，却不能臣服戎、狄，而使夷人滞留中原，甘愿事君者就更为少见。太宗因此询问手下：“我的才能不如古人，但是功绩却超过了前代帝王，我不明白其中的原由，请诸公能直言相告。”大臣们纷纷称赞太宗的英明如同天地日月。但是，唐太宗却说：“不对。我能够超过前代的帝王，是因为我具备五种品德。自古帝王大多妒嫉胜过自己的人，然而，我看见他人善良的品德，就如同自己的优点一样珍惜。我看到他人的能力，自己不能兼备，我常常放弃他的缺点，而采用他的长处。君主往往引进贤能的人，就想把他置于自己的怀抱中；罢黜不肖之人，就想把他推下悬崖。而我尊敬贤能的人，怜悯不肖之人，这样贤能的人与不肖之人各得其位。很多君主讨厌正直的人，暗地里进行杀戮，没有哪个朝代能避免。自从我做皇帝以来，正直善良的人，比肩于朝，没有一位被罢黜的。自古以来，中原的皇帝皆重视华夏民族，蔑视夷、狄少数民族，然而，唯独我爱之如一，所以他们依恋我，就如同依恋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五种品德，使得我取得了今天的成功。” 
 

贞观时期国家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二十九人。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贞观王朝的倡导下，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贞观时期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仿学习的对象。 
 

从谏如流注重法治 
 

唐太宗执政后，任用贤臣，虚心纳谏，即使臣子言辞过激也不加罪，因此群臣敢于冒犯龙颜，直言唐太宗治国得失。太宗在纳谏时展现了千古明君的坦荡心胸和从谏如流的品德，他曾经对公卿说：‘人想看见自己的样子，一定要借助明镜。君主想自己知道过失，一定要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贤，大臣阿谀奉承，刻意迎合，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怎能独自保全？希望你们勇于进谏，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多次匡正补救，希望凭借你们耿直的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谏议大夫王珪说：‘我听说木头经过墨线就能锯直，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谏诤的臣子七个，向国君进言不被采纳就要以死相谏。陛下开启圣明的思虑，采纳鄙陋之人的意见，愚臣处在这个没有忌讳的朝代，实在愿尽自己愚劣的能力。’大宗称赞王珪说得好，下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商国家大事，一定让谏官跟随进去，让他参与其事，预先了解国家大事。如果有所规谏，一定虚心采纳。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

 (未完待续)


 

“假途伐虢”是三十六计的第二十四计。原文为“两大之间，敌胁以从，我假以势。困，有言不信。”意思是处在我与敌两个大国之中的小国，敌方若胁迫小国屈从于他时，我则要借机去援救；小国面临着受人胁迫的境地时，我若说援救他，他在困顿中会不相信吗？
 

假途伐虢也作“假道灭虢”，假道，是借路的意思。语出（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塑，假道于虞以灭虢。”此计的关键在于“假道”。善于寻找“假道”的借口，善于隐蔽“假道”的真正意图，突出奇兵，往往可以取胜。
 

假途伐虢
 

春秋时期，晋国邻近的两个小国：虞和虢，这两个国家结成了军事同盟，晋如攻打虞、虢中任何一国，另一国都会出兵救援。晋国想吞并他们，大臣荀息向晋献公献计说，要想攻占这两个国家，必须先离间他们，使他们互不支持，虞国的国君贪得无厌，用晋献公心爱的两件宝物，屈产良马和垂棘之壁，送给虞公投其所好。献公起初不舍，苟息说：大王放心，只不过让他暂时保管罢了，等灭了虞国，一切不都又回到你的手中了吗？献公依计而行。虞公得到良马美璧，非常高兴。
 

此时晋国故意在晋、虢边境制造事端，找到了攻打虢的借口。晋国要求虞国借道让晋国伐虢，虞公得了晋国的好处，无法拒绝。虞国大臣宫子奇再三劝说虞公不能借道，虞虢两国，唇齿相依，虢国一亡，唇亡齿寒，晋国也是不会放过虞国的。然而虞公却说，交一个弱朋友去得罪一个强有力的朋友，那才是傻瓜哩！
 

于是晋军通过虞国道路，很快攻下了虢国，班师回国时，把劫夺的财产分了许多送给虞公，虞公大喜过望。而晋军大将里克称病不能带兵回国，暂时把部队驻扎在虞国国都附近，虞公也毫不怀疑。几天之后，晋献公率军前去接应，虞公出城相迎。献公约虞公郊外打猎，不久见都城中起火，当虞公赶到城外时，都城已被晋军占领。就这样，虞国灭亡了。
 

借蔡灭息
 

春秋时期，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蔡哀侯和息国国君息侯都娶陈国国君之女为妻。息夫人（息妫）出嫁时，经过蔡国，蔡哀侯以其与自己的夫人是姊妹，强迎至宫中款待，并对息夫人无礼。息侯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设计报复。派使者往楚国，怂恿楚文王出兵假攻息国，息再向蔡国求救，蔡哀侯必定会发兵救息，而息这时助楚国，蔡国必败，以此羞辱蔡哀侯。由于当时蔡国与楚国的关系并不好，楚文王也一直想攻伐蔡国，于是就同意出兵。当年9月，楚兵于莘地(今汝南县境)大败蔡军，俘虏蔡哀侯。 
 

到了公元前680年（楚文王十年），蔡哀侯仍对四年前被息国欺骗，而遭到俘虏的事情感到愤恨，于是就向好色的楚文王称赞息侯的夫人息妫是一个绝代佳人。楚文王听后非常心动。于是，以击败蔡国后的巡视为名率兵到了息国都城。息侯亲自迎接，设盛宴为楚王庆功。宴会上楚文王见到息妫，果然天姿国色，决定要据为己有。第二天，他举行答谢宴会，早已布置好伏兵，席间将息侯绑架，轻而易举地灭了息国。息妫也被带到楚国。


 

文/新语
 

我们有时会看到反映官场百态的古装电视剧，戏剧中常有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被革职的称“摘去乌纱帽”的剧情。可是为什么乌纱帽被用来作为当官的代称呢？
 

在早期的中国，并没有“帽”这种称呼，《仪礼》中称帽为“头衣”或“元服”（元，首也）。到了东晋成帝时，皇帝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戴一种用黑纱制成的帽子，叫做“乌纱帽”。后来，南朝宋明帝时，建安王刘休仁创制了一种用黑纱抽边的半透明帽子，也叫乌纱帽。当时，这种帽子很快就在民间流行了，也成了百姓常戴的一种便帽，而且无论官民贫富都可以戴，但这种帽子还未成为官职的象征 。
 

在《通典．礼十二》上记载：“隋文帝（杨坚）开皇初，尝着乌纱帽，自朝贵以下至于冗吏，通着入朝。”所以隋朝天子百官都戴乌纱帽，并且成了官职高低的分别。根据文献上的记载，隋朝文武官员的服饰有四种，乌纱帽上的玉饰则显示官职的大小。一品官是最高级官员，玉饰有九块，二品有八块，三品有七块，四品有六块，五品有五块，六品以下不准佩带玉饰。
 

不过到了宋朝时乌纱帽的形状有了改变。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为防止大臣们在朝廷上交头接耳，就下诏书修改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有一尺多长，并装饰不同的花纹用以区别官阶高低。如此一来，朝臣们只要脑袋一动，软翅便会随之摆动，皇上居高临下，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明朝乌纱帽则成为官员的象征。在《明史．舆服志》上载：“洪武三年定，凡上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从此乌纱帽正式成了当官的代称。而自明世宗开始，乌纱帽的双翅也做了一些变动，翅的长度缩短，宽窄也改变了，官阶越高，双翅就越窄，官阶越低，双翅则越宽。
 

到了清初顺治皇帝入关后，由于收留了众多明朝的降臣，为拢络人心，就允许不少地方官员穿着明朝朝服，戴明朝乌纱帽。但等到清皇室统治权巩固后，就下令将官员戴的乌纱帽全改为红缨帽。可是至今人们仍然习惯将“乌纱帽”作为官员的标志。
 

所以乌纱帽原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官员戴乌纱帽则起源于东晋，但成为“官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在宋朝修改后加上了双翅，一直到明朝后，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当官的代称了。


 

（接上期）
 

中国古代的收藏家们不仅常常要将藏品拿出来欣赏、观摩，更有甚者，要将琳琅满目的藏品时时带在身边，如：“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的米芾，其嗜古书画、砚、奇石如命，竟至于不能远离它们一刻，故而有“米家书画船”时时随行。这一方面，显示出了收藏者对于藏品的痴迷与执着，另一方面，亦折射出了古人对于藏品的态度，他们将精心收集而来的艺术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不会轻易脱手。
 

而反观当今，在新时代的发展下，愈来愈多的人投身于艺术品收藏事业，但对这些人来说，艺术品收藏仅仅是一种投资方式，无论是何种艺术精品，在他们的眼里，不过是一串阿拉伯数字，买是为了卖，是为了换取更丰厚的财富回报。
 

相比于今时这些功利性十足的收藏行为，历史上那些带有文化建设性质的收藏行为就显得弥足珍贵。孙瀛洲(西元1893—1966)是我国著名的古陶瓷鉴定专家和收藏家，他于1923年开办了著名的“孰华斋”古玩店，多年来苦心经营，收集了一大批瓷器珍品。1949年后，先生将多年收藏、积累的3000余件文物慷慨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充实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收藏。仅陶瓷一项就有2000件，其中有25件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他撰写的文物鉴定文章，至今仍被文物鉴定界奉为圭臬，被誉为瓷器鉴定的“成化王”。再如“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西元1898—1982)是中国现代最杰出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他收藏的中国古代名家名作，比如：《展子虔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等稀世书画珍品，每一件都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1949年后，他和夫人潘素一起将自己的收藏全部捐赠给了国家，兑现了自己“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除了张伯驹先生以外，中国还有很多不朽的收藏家，诸多前辈，他们既是艺术修养高超的艺术家，同时又是真正的收藏家，他们以德养藏，潜心研究，为中国的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收藏对于有些商业投机者是一种绝好的投机生意，是财产保值与升值的绝招。在西方社会，由于艺术品的继承与转让不用什么手续，为了避免遗产税，金融巨头们更愿意将自己名下的房产、股票转成高价艺术品，再轻松地由其子女接手。而如今中国的收藏者们，也正在往这条投机的道路上愈走愈远，用金钱扰乱艺术品市场的正常运行，实在是给艺术蒙羞，是对创作者的不公，亦是对普通大众的不公。
 

可以说，收藏者的品德与操守决定了收藏的深度和高度，同样的一件艺术品在古代收藏家的手上和当代投机倒把者的手上是完全不同的命运。当然，古代历史上也有一些不利于艺术品流传与保护的收藏事故。
 

庆幸的是，一批专家学者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专家们反复提出，收藏家要真正在“家”字上做文章，只有“以德养藏”，才能真正把握收藏的精髓，才能保护好珍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将文化传承下去。“黄金有价，艺术无价”，物质的商品交换是致使艺术陨灭的罪魁祸首，只有崇高的精神品德才能守住收藏之道。
 

(全文完)


 

文&图/卓然堂&赵睿 
 

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黄金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其他任何金属不能取代的。它可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前的埃及象形文字中，就已有金的描述。
 

黄金凭借其耀眼的光彩及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成为统治者们喜爱的贵金属。由于原材料稀缺，早期的黄金制品多为外形小巧的装饰品。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与黄金的产量增加，出现了以黄金制作的容器及器皿。



 

在中国，最早以黄金制作的器皿当属浙江绍兴出土的春秋末期玉耳金舟，及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时期带盖金盏与金杯。然而这一时期的黄金器皿存世量实在是曲指可数。之后的两汉两晋南北朝，银器成为主要的贵金属容器，而金质容器几乎见不到了。到了唐朝，国力强盛，皇家开始使用金质器皿。这一时期的金银器代表作是西安何家村窖藏，其中271件金银器皿中有5件为金质容器，包括国宝鸳鸯纹莲瓣金碗、两只金杯及素面金盒与金盆，银器与金器之比例在五十以上，可见盛唐时期的金器仍是凤毛鳞角，十分珍稀。
 

笔者曾遇一件唐代缠枝忍冬纹高足金杯，造型典雅，纹饰精美，光彩照人，深具盛唐风采，特此介绍。 
 

金杯保存完好，高6厘米，口径4.6厘米，重65.5克。金质，经元素成分测定含金89.51%、银9.53%、锌0.76%、镍0.12%、铜0.08%。浇铸成型，平錾纹饰。金杯卷唇、深腹、高足、圜底，喇叭足。颈部设一条突棱弦纹与杯腹相间，腹下部平錾弦纹一周，下接素面圜底托盘，高足细柄，中置算珠状节，足下沿上卷。金杯的颈、腹部、下腹部、托盘底面及足面分五区，分别平錾缠枝忍冬纹及细鱼子地，线条流畅，纹饰细腻。 
 

高足杯并非中国传统器型，其最早出现于欧洲古罗马时代，拜占庭时代沿用，在唐代以前就已传入中国。由于萨珊控制着中国与拜占庭之间的通道，故此类西方器物一般认为是与萨珊有关而非直接受古罗马的影响。然而，唐代中国的金银工匠也并非照本宣科，西方高足杯常见的猛兽及描绘战争场面的纹饰就不见于唐代高足杯，代之而来的是汉人喜爱的缠枝花草、鸟兽及狩猎纹。
 

令人称奇的是，此缠枝忍冬纹高足金杯，与1985年陕西临潼庆山寺遗址塔基出土的鎏金缠枝忍冬纹高足银杯形式及大小几乎完全相同，有可能出自同一皇家作坊，唯其为金质而非银质，档次更高一等。
 

据《旧唐书•五行志》记载，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临潼新丰县地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武则天认为天降吉利，佛祖赐福，是自己将要登天子之位的祥兆，遂赐名“庆山”，下诏令拨专款，由大明宫工匠按皇家佛寺的模式修建寺院，寺内建地宫，“皇后舍所寝衣帐，直捐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王室贵族纷纷捐物捐款，庆山寺拔地而起，香火盛极一时，形成武周时期“东庆山，西法门”的气魄与格局。庆山寺塔基内出土的高足银杯极可能是武则天或唐王室供奉之器。
 

而本文所介绍的高足金杯与庆山寺银杯极相似，可以肯定是同时期的皇家御用之器，是否曾为女皇所用，则不得而知。然保留至今，弥足珍贵，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盛唐艺术珍品。


 

“周末清晨，古玩市场人头攒动，大家都在埋头淘宝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收藏现象。”回顾身边的收藏现状，马未都认为，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注重曾经灿烂的文明。衣食无忧的人们纷纷转而关注精神需求，新一轮的“收藏热”已然形成。 
 

据马未都统计，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五次“收藏热”，第一次是北宋时期，第二次是晚明时期，第三次是康乾盛世，第四次是晚清到民国初期。“第五次就是今天，每一个普通收藏者都可以感受到收藏带来的愉悦。” 
 

收藏热的形成有哪些特征呢？马未都分析，首先是官方的提倡和默许，其次是关于文物的出版物集中出现，第三是摹古之风盛行，最后是文物收集市场的繁荣，“粗略估计，目前中国有超过七千万收藏爱好者。” 

 

从为收藏做准备的角度来讲，马未都认为藏友们应“理论先行”，修练自己的历史、文化内功，并且“广交好的藏友”，利用展览、拍卖的机会多去接触实物、仔细观察。 
 

和所有的投资领域一样，投资人如果抱着“一夜暴富”的投机心理进入，往往最后得不偿失。马未都建议，所有的收藏人都要针对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收藏是一种乐趣，倾囊而出会将乐趣变为负担。 
 

谈到乐趣，马未都反复强调兴趣和乐趣本身的重要性。“在这个行业里，你有多少钱就跟没钱一样。”文物收藏正从小众化变为大众化，马未都认为，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首先是戒贪。“别老想着撞着一个好东西发一笔财。这是生活的一个乐趣，买这个东西获得经济上的好处，那是你的运气，不应该是你的追求。” 

 

文/玉石才子(美国纽约古玉收藏协会会长)
 

在众多的新石器时期的高古玉之中，有不少的造型常令人费解，及收藏家常常不知道它们真实名称；如果要名正言顺，有必要找些方法来破解这些历史谜团。
 

首先从千年前一首古诗入手；宋代诗人苏东坡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这首诗得到一些启发。对庐山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庐山呈现不同状况。在鉴定时，原本简单的观看动作有着非常深奥的意义。





 

由于很多参考资料从来不说明“观者”的位置，及是怎样看的，文字上的介绍对作者自己是清楚的，但对于阅读者来说是模棱两可，常常引起“观察方位”上的误解。例如，“远看造型气势”，这“远看”究竟是多远：是伸手之遥，还是一米二米之遥，或是十米之遥？其实，“远看”是存在着相对性，常是因人而异。因此，鉴定者总要技术与经验相结合。“远看”这方位问题只能在实战中才能掌握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古玉研究学者，只能在理论方面指导别人，但当本人要面对自己买卖古玉时就无从入手，及落荒而逃。
 

返回诗中的“横”与“侧”方位问题。按字面意思，“横”是左右向的，跟目视方向垂直的，及与“竖”、“直”、“纵”相对。“侧”是在左边或右边。从两个角度来观察，得出两种效果“岭”与“峰”。那么，怎样才能将这种看法应用到高古玉收藏中呢？
 

就拿红山文化丫型玉猪龙来说明这道理。以往这玉佩称为丫型玉佩，没有解说它是什么动物。如果立件玉猪龙是三维的（前后左右及上下），那这丫型玉佩是立件玉龙的正面造型，也就因为是正面的角度，不容易看出它是玉猪龙。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其它红山文化玉器中，例如：凤鸟纹玉佩（常误称为勾云玉佩），回头龟纹玉佩（常误称为勾云玉佩），及玉蝉神佩（常误称人蝉合体玉佩）。
 

总结，在其它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期玉器也有类似状况。故而要特别注意。今天例举红山文化玉器一些特别情况，希望一起来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