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中国干部在欧洲找红灯区

一帮中国干部在欧洲找红灯区 Fri, 02/23/2018 - 10:22
【本报综合报导】一些中国干部在国内嫖娼、包二奶、潜规则女下属,已经成为习惯。到国外,仍然到处找“红灯区”想泡泡洋妞。近日,一名欧洲导游兼司机讲述一帮中国干部到欧洲公干期间,在卢森堡找“红灯区”的爆笑经历。

图/网络图片

 
文章内容如下:  
 
我驾着一部九座中巴从五光十色的巴黎出发,往北而上,中午到达布鲁塞尔。在大广场、原子球、欧盟总部等主要景点走马看花般转了一下,又掉头往东南方向沿五号公路而下。接近卢森堡时,天色已晚。晚霞在身后起伏的丘陵上空展开,把前景染成一片金黄。 
 
我在瑞士当导游兼司机已有多年,带团在全欧洲跑,对这一带相当熟了。说来难以相信,在欧洲当中文导游,几乎没有任何正规培训,哪怕是第一次上路、到从来没去过的城市,也是地图、旅行书一拿就领着一队人马出发了。不像国内还必须有个导游证什么的。 
 
国内出来的大多是公务团。一般两周的行程中,半天或一天是真正的公务,其余则是纯粹的旅游。十来天的行程往往要走十来个国家,每天两三个城市,十多个景点。今天也是如此,计划是从巴黎出发,要把布鲁塞尔和卢森堡都看完。五百公里的行程,公路像是一条无头无尾的长蛇。
 
这次旅行团由西北一个省外经贸系统的一些单位组成,一行六人,来欧洲考察金属加工技术。公务活动在瑞士已经结束,然后是意大利、法国的长途跋涉,现在还剩下一半左右的路程。一种疲倦感开始扩散。加上住宿安排上有些矛盾,全团气氛比较消沉。 
 
为节约开支,旅行社照例将旅馆订在郊外,这对那些想多看看西方夜生活的人来说无疑是唱反调。其实,这些旅馆所处的小镇,大多宁静、优雅,那种深沉而又飘逸的气氛在国内很难找到。 
 
在我看来,欧洲真正的魅力不在那些炙手可热的大城市,而恰恰在游人踪迹稀少的乡村。本来从国内喧嚣城市出来的人,应当在这里找到他们的乐园,但是也许由于绷紧的神经没有因为异国情调而松弛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受乡村风光的吸引,有的只是对留宿旅馆的抱怨。不过抱怨归抱怨,这旅馆不是我订的,加上我在服务上总的来说还算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一路上相互关系处得还不错,有什么事好商好量的。 
 
“卢森堡”一名有双义:既是国名,又是城市名。进入卢森堡的国土后,还得再走十来公里,才是它的首都卢森堡。今夜的旅馆也在卢森堡市郊区,要沿环城高速路绕过大半个市区。 
 
我们在机场前一个出口拐出,然后在峡谷之地上下穿梭一阵,到达一个村落。旅馆本身就叫“农村旅馆”,坐落在一片小树林中间,松木稀疏,灯光似烛火般闪烁,透着一股隐逸之气。于是薛总(焦炭进出口公司)开腔了:“黄导啊,这是来插队落户了。”“对,洋插队。”我说。我知道没什么好多解释的。 
 
大家一阵嬉笑,拥进旅馆。这是个三星级旅馆,全是当地土色土香装饰,干净而又温馨。前台小姐身着民族服装,与大多数欧洲妇女一样,显得很大方。卢森堡人与瑞士人一样,身处大国之间,环境影响,能讲多种语言,前台小姐讲的是法语。 
 
在旅馆吃了顿西餐。饭后李主任(稀有金属公司办公室)提出去市中心看看。尽管去市里来回得走四十来公里,我还是答应了。刘秘书(外经贸主任办公室)是这次旅行的具体组织者,知道大家的心思,便问我:“这卢森堡有没有红灯区?” 
 
据我所知,卢森堡市内只有火车站附近有个把小酒吧,并无表演什么的。便回答没有。薛总说:“那看什么啊?”我说:“看夜景也行。”大家都不吭声。我心想,不去最好。马处长(外经贸进口处)对我说:“你再想想,附近还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又转向刘秘书:“小刘,你去打听打听,你会英语嘛。”刘秘书真的起身走向前台,与招待员聊起来。 
 
刘秘书会讲简单的英语,复杂的句子只能用单词按中文语序排起来,虽说不成句,倒也经常管用。只见他与前台小姐连说带比划讲了好一阵,看上去双方在理解上还是有些问题。突然前台小姐远远地向我招手,意思是让我过去一下。我走到他俩跟前,小姐问我:“这位先生要找什么‘red house’,我不明白,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马上反应过来:刘秘书的“red house”是指红灯区,便笑着说:“法语就是quartie chaud(‘热区’,红灯区之谓)”小姐也笑了。她想了想,说:“我们卢森堡太小,这方面没什么。这样,你们有车,二十分钟可到德国一个城市,叫TRIER,那里有些名堂,如表演什么的……” 
 
我把话翻给刘秘书听,他马上两眼放光,向小姐道了谢,把我拉到一边,说:“黄导,你知道,他们都是头,要玩要看,得尽量满足他们,否则我回去交不了差……”我打断他:“好,好,别说了,走就是了。但那个城市我没去过,路不熟。”“没关系,没关系,大家一起找。”刘秘书说完便去通知大家,大家齐声叫好。 
 
没几分钟后,旅行车便马达轰响,在茫茫夜色中沿着山路,驰入高速,直奔东南而去。山谷中穿行的高速比平地上的高速要复杂得多,稍不留神便会错过应该出的出口。标有TRIER地名的方向牌同时出现了几块,指向市内不同的小区。我没来过,不知哪个区是要找的地方,只能随便选个出口,进入普通公路。 
 
路上没有路灯,一片漆黑,只有路边的反光牌引路。“是荒山野岭啊,这方向对吗?”薛总发牢骚了。我专心找路,没有回答。心想,要是不耐烦,那就打道回府。刘秘书看出我的心情,“鼓励”说:“再找找,再找找。”转过一个山头,眼前突然一亮,不远处一片散落的灯光铺开去,无疑就是那个城市了。 
 
TRIER,TRIER。我琢磨着这城市的名字。这词似乎意味着什么,我试图回忆出一些与之有关的东西,但没有成功。终于看到“TRIER CENTER”的牌子。红灯区一般设在市中心,朝那里走应该没错。公路沿着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伸展,路面渐渐变得狭窄起来,市中心到了。我放慢车速,靠近一位路人,打开车窗,用法语打招呼。那人看着我,嘴唇嗫嚅着,一脸疑惑。我直接问“quartie chaud”在哪里。那人叽叽呱呱说了起来。我这才想起这儿已是德国境内,德语的天下。 
 
欧洲就是这样,往往一出了地界,便要立即改口才行。但我不会讲德语,只能听懂几个词。那人也差不多,懂一点法语,但不会讲,只能用德语回答。这跟在瑞士一样,有时一个法语区的人遇到一个德语区的人,双方都用自己的语言开口,谈话居然也能继续下去。我想进一步向那人把路打听仔细,但后面响起一片喇叭声,有几辆车被我堵住了。只能打住话头,继续前行,找了一个路面较宽的十字路口把车停下。 
 
路上有几个行人,但离得都比较远。我不便离开车,怕有警察来干涉。正在犹疑间,善解人意的刘秘书自告奋勇前去问路。只见他穿过马路,接近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边打手势边讲起什么来。好大一会儿,他才回来,大声说:“方向没错,前行第二个路口就是。”“那是哪里啊?”我怀疑地问道,“你问的又是什么red house吧?”“对!”刘说:“一开始那老头弄不懂,但后来马上就明白了,问我是不是中国人,好像还问我是不是共产党(Communist Party),然后就说前面不远。” 
 
薛总在旁听了哈哈大笑:“怎么?现在中国人找红灯区的十有八九是共产党(Communist Party)?都全世界出名了,这可不太像话。”“搞搞夜文化考察,有什么不像话的?”王总(轻金属公司)说。大家都笑了。车朝前开,到了第二条路口。这是一条老城的小街,照例是那样的谧静、整洁。没看见红灯区特有的、不停闪烁的霓虹灯。“哪有什么红颜色的东西啊?”薛总说。刘秘书指着拐角处第二幢楼房大声说道:“那倒是座红色楼房。” 
 
大家应声看去。这是座四层楼房,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每层楼的窗户在统一的风格下线条变化多样,透出欧洲老式市民阶级生活温馨的一面。底楼至二楼的墙面刷成粉红色。与周围楼房不同,里面灯火通明。难道真是什么带色场所?薛总说:“看看门上有什么标志没有。”有人随即叫道:“看那墙上的头像,挺眼熟的。”另一人应道:“那是马克思!”可不是吗?一个侧面褐色头像镶嵌在墙上,毫无疑问是马克思! 
 
突然,一切似乎都在我脑子里变得清晰起来:TRIER,那就是特里尔,马克思的故乡;那座楼房就是马克思的故居了!怪不得那老人把红房子理解成这幢楼房:这是红色共产主义的发源地,怪不得他问刘秘书是不是共产党(Communist Party)……当我把这一切迫不及待地说出时,大家像是都愣住了。沉默,沉默。 
 
还是薛总先开口:“找红灯区,找到马克思故居来了。好!好!”我看大家脸上的肌肉都有些僵硬,想笑又都笑不出来。是啊,谁会在这不期而遇面前无动于衷呢?最后王总说话了:“我看就别找什么红灯区了,今天咱们就看看这马克思故居。即来之,则看之。这是天意!”大家一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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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为溯源的网友看到这篇文章后深有感触,并揭露真相: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其淫乱的共产主义奠基人就有其淫乱的中共官员。
 
1843年,身为贵族的千金小姐燕妮,嫁给了马克思,还带来了陪嫁的女仆海伦。声称对“剥削”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不但无偿占有着海伦的劳动,还进一步占有了她的身体,并在1850年把这位女仆的肚子搞大了。燕妮因为此事和马克思吵得不可开交。
 
为了平息燕妮的怒火,马克思要恩格斯当替罪羊,恩格斯于是被迫承认私生子是他与女仆海伦所生,给他取名亨利,将他寄养在工人家里。 
 
恩格斯在临终前觉得有必要向马克思后人澄清私生子一事。当时,他患了喉癌,已经不能说话,他挣扎着用笔在一个纸盘子上写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马克思的儿子,托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
 
托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她一直认为自己的父亲是婚姻和事业的典范,当恩格斯告诉她私生子的丑闻时,她崩溃了,并选择了自杀。
 
而恩格斯所写的字条,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