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从1978年以来的十几年，收藏的人寥寥无几，就连马未都先生也名不见经传。1990年以后，肚子能够吃饱了的中国人开始注意到祖宗留下的遗物，一步一步的认识到古董的价值，有了收藏意识，步入了收藏队伍，收藏队伍开始从几百人而加倍的增长！ 
 

人人对历史遗留的东西似乎都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很多人成了古董文物鉴赏专家和收藏家。 



 

你真要是问他们文物有几种？还真难有几人能够准确的回答上来。不用说，也就像古董的真假一样，十个人肯定会有十种说法，说到后来，就连持有人都不敢相信谁说的可信了。全世界的文物归纳起来也就两种：一种是传世的；一种是出土的。 
 

传世的我们经常见到，要是真的碰到了要买的传世古董，就是藏家鉴识起来也都有点费心思。虽然如此，因为传世的很少有贩子仿做，这主要是因为传世有传世的包浆、传世的使用痕迹，岁月的沧桑感和老旧感，是很难仿做得像的！因为它是年代久远所形成的特有标志，不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超的仿做手段能够做到的。 
 

对传世的文物要是鉴识，不仅仅是要有一定的鉴识经验，还要看一个人的眼力如何了。
 

有人看看，摸摸，就能知道一件红木家具的新老，一件玉器的年份，一幅画挂了多久！有的人琢磨了半天，也难以辨识出名堂！ 
 

古玩市场和古玩交易网上，真假古董都有，这就要看藏家的眼力和缘分了。 
 

经常听人说古物是讲缘分的，当然讲的是真古物，至于仿古做旧的东西，讲不讲缘分就不好说了。只要你有钱，哪里都能买到仿古的东西。 
 

厚德载物这一说是不可忽视的，有些古董，不该是你的还真就不好往家里买，要是真的买回了家，还真的有点玄机，不大对劲！ 
 

所以在古玩市场就是看到一眼真的开门的东西，也是看看后丢手走人，有时等上一天，有时等好几个古玩集市才下手。 
 

是你的就是你的，会一直在等你下手买回家。不该是你的很快就会被别人买走，也不必为之后悔和惋惜！人要有自己的追求，但也更要顺其自然，收藏古玩也是如此，不仅仅是要量力而行，还要把握住是你的跑不了的原则，才会从中悟出乐趣来！ 
 

当然了，现在的古玩市场很难得见到真正的古董了，大多数的“古玩”也都是以后的文物，就是文物交易网上也是如此的难有什么真正的古董。要是有，也会被贩子们和那些二把刀的人给你忽悠“假”了。 
 

忽悠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会忽悠，有的忽悠是善意的忽悠，一忽悠就会免却了多少不快和烦恼，也减少不少矛盾！就像在古玩市场，买和卖就要产生矛盾，眼见两人就要动手时，你一忽悠，矛盾化解，既做了好事，又维护了“古玩世界”和平，弄不好贩子感激你。搞恶意的忽悠就不一样了，恶意的忽悠还真能把一个没有底气的人给忽悠晕了，把小事忽悠大了，把不该发生的事忽悠爆发了。把一件真古董忽悠假了，把假古董忽悠成真的卖出去了。 
 

虽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是需要时间的！买卖人等不了！古玩市场上的忽悠就不说了，在古玩交易网论坛，你就是把馆藏品发上去，几个团伙中的贩子或网友，一个劲的大喊“假！开门假！赝品！仿的！”喊到后来，是不会有人相信是一件馆藏真品。所以，一位有底气又有眼力的收藏家，不仅仅心态要好，不仅仅要能够知道真的怎样真，还要知道假的怎样假。
 

（未完待续）


 

在品鉴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时，徐邦达指出乾隆认为是真迹的“子明卷”是假的。这令在场者都大吃一惊。徐邦达经过仔细考证，发现乾隆御笔题跋多次的“真迹”上的题款不合元代的规范，实为后人的仿作。而被乾隆判为赝品的“无用师卷”《富春山居图》才是真迹。这一翻案震动了书画界，被打入冷宫的“伪作”得到了平反。
 

徐邦达对书画的喜好，一是出于天性，二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据徐邦达自述：“父亲看我喜欢，就在我14岁的时候，为我请了当时有名的李醉石、赵叔孺等先生，教我诗词歌赋及绘画。又入上海著名书法家、画家、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之门学习书画鉴赏。后来慢慢地对书画鉴赏就有了一些认识，自己也开始买书画，及给别人鉴定字画。”


清朝乾隆皇帝见到《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图为子明卷部分)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几乎填满了所有留白。该卷后来被徐邦达指出是仿作。


后被鉴定为真迹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部分)

 

在旁人看来，年轻的徐邦达已然成为了鉴赏家时，他购进的第一张画却是赝品。18岁的徐邦达在经纪人处看到一幅王原祁的画作，那画尺幅不小，笔墨精到，经仔细辨别，确认它是真迹，便豪爽地以高价买下。当徐邦达兴冲冲地将画作拿给赵叔孺，他一看即知赝品，是清末的苏州片。赵叔孺问花了多少银子，徐邦达嗫嚅道花了20两黄金。赵叔孺听了淡淡一笑，说这件苏州片还是很好的，20两黄金虽然贵了些，权当它吃了一帖补药。用徐邦达自己的话说“20两黄金买了件赝品，教训深刻”。他把这教训记了一辈子，并将其变为动力，到吴湖帆处学画、品画时格外用功。这为徐邦达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吴湖帆教弟子学画的习惯是，按弟子画艺的进阶，各出一件收藏的真迹让其临摹。临摹中吴湖帆会指点一二，但主要靠自己感悟。吴湖帆出《剩山图》时，徐邦达临摹得十分认真，还与老师一起品鉴黄公望的笔墨与元人的题款特征。徐邦达临摹了数张《剩山图》，也把它的一切信息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后来，他据此研习经历鉴别出《富春山居图》的“无用师卷”和“子明卷”。
 

1937年夏，当时的上海博物馆举办《上海市文献展览》。徐邦达应博物馆的董事长、收藏家叶恭绰先生之邀，协助这一展览的古书画征集、检选和陈列工作。这是他正式涉足古代书画鉴别的开端。同是收藏大家的张葱玉对徐邦达的人生轨迹起到了导航作用。徐邦达意识到成功的要旨在于向社会的文明发展提供新的元素，他随即隐居至嘉定，埋头创作，画了大量的山水画，其鉴赏水准也随之精进。
 

1949年后，徐邦达和好友张葱玉一同应聘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后来，郑振铎担任中央文物局局长。当时百废待举，文博行业尤其需要特殊人才。郑振铎想到了张葱玉，一纸调令将其召入北京，让其鉴定历代书画并筹建故宫书画馆。张葱玉赶到北京，并推荐了徐邦达。徐邦达接到电报有些忐忑，征询老师吴湖帆的意见。吴湖帆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院评审委员，知道入故宫工作对书画家意义重大，他看过后说，还等什么，去！

 

徐邦达到北京后在中央文物局文物处做业务秘书，主要工作是与张葱玉一起收集、鉴定古书画。自那时起，徐邦达的鉴别与收藏行为就与国家的支持分不开了。他曾透露过他征集书画的秘诀：“因为1949年前我就经常到各收藏家家里去看东西，所以谁家有什么东西心里大概有个数。因此到了1953年的时候，差不多收上来约3700多件东西，这里面有的能捐的作品我就动员他们捐了，不行的就买了。”
 

徐邦达在那一时期鉴定并征集到数千件古书画作品。此后这批古代书画都交拨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了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庋藏中的藏品。他跋山涉水奔波于各地，悉心察访。任何一点信息、一点线索，他都不放过。
 

北京琉璃厂是徐邦达经常光顾的地方。1953年的一天傍晚，他照例来此徘徊，无意间竟在宝古斋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店老板告诉他，前天有个来自东北通化市郊县大栗子沟的老者，到店里称其家藏有许多珍稀古书画，并开有一个单子，其中就有《水村图》。徐邦达仔细看了单子，心一下就被《水村图》勾住了。为了《水村图》真迹，徐邦达找到一位熟识的文物商，委托他去东北收购《水村图》。这位文物商凭借私商的身份，以8000元买下《水村图》。徐邦达仔细鉴别后，认定是赵孟頫的真迹，遂说服文物局领导购回，由国家收藏。
 

20世纪50年代，徐邦达听经营书画文物的靳伯声说，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出文物中的一小部分还在民间，包括唐代人临摹的《万岁通天进帖》。为征集书画珍品日夜奔波的徐邦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极有价值的线索。他开始追踪探访，终于在某部队存放文件的保险柜中，找到了那只皮箱。可5件珍品只剩下2件，另外3件去向不明。徐邦达并未就此罢手，而是千方百计穷究线索，几经辗转，终于又找到了另2件。
 

就这样，短短数年，徐邦达不辞辛苦，悉心查访，经发掘和抢救，绘画馆就汇集了3000多件“失散重聚”的珍品。
 

已届古稀的徐邦达不顾年迈，带领杨新（后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等一批中青年助手，跑遍了全国80%以上的省、市、区的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对所藏古书画进行了一次综合考察。此次考察耗时5年，行程数万里，鉴定书画作品约4万件。如此大的工作量，如此长的行程，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确实太辛苦了。考察中，在青岛博物馆的次等文物堆中，发现了国宝级珍品——唐代临摹的怀素《食鱼帖》。在云南博物馆的参考品中发现了宋代画家郭熙的《溪山行旅图》立轴和“元四家”之一的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等稀世画作。
 

1983年开始，国家文物局专门成立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开始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鉴定组由7人组成，谢稚柳任组长，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为组员。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前后历时8年，行程数万里，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成《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今天，留存在大陆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书画只要一查《目录》，就能知晓其传世状况。
 

徐邦达因书画之缘而鉴定，因鉴定而每日与书画耳鬓厮磨。对于古迹名作，更有摹以乱真的本领。现存加拿大的清代画家奚冈的《松溪高逸图》摹本是他18岁时所临。现存新加坡的张中的《芙蓉鸳鸯图》摹本是他24岁时所临。晚年鉴考之余，重拾画笔，创作山水，笔致秀润，意趣幽深。
 

为徐邦达的古代书画鉴别能力所折服的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徐半尺”。据说，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是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至有“徐半尺”的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