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时，楚国的叶公遇见子路了，就请问子路说：“孔子是怎样的人物啊？”时常陪侍孔子左右的子路，竟然不知从何角度，才能得体地描述高深莫测的老师。后来，子路向孔子禀告此事，孔子就教子路：“你为何不这样讲：‘我们老师一发愤学习，连吃饭的事也忘了。学习产生了乐趣，最忧愁的事也不见了。甚至不知自己已将迈入老年，却像年轻小伙子一样积极奋发呀！’” 
 

孔子曾经自述每十年都有新的境界，正是来自他一生“学不倦”的精神。我们要把握年少的黄金岁月，努力向学，往“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的境界前进。这五个阶段，虽然不能一蹴可及，也正告诉我们目标尚远，应该力学不辍，不可半途而废！ 


孔子画像

 

那么孔子到底如何形容自己的每一个阶段呢？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这意思就是说：“我十五岁就立志全心定在求学上；到了三十岁，学业有了根底，能立住不会摇动；到了四十岁，遇到任何变故，都能权巧应付不被困住；到了五十岁，就能知道上天的命令；到了六十岁，听到任何一句话，都能明白它的本义；到了七十岁，顺从自己内心的欲望做事，都不会超越规矩法度。”最后，我们再来仔细地认识认识这五大阶段吧！ 
 

三十而立 
 

古人三十而立称作壮年，有独立的思考能力，遇事能独当一面，不为风雨所动。 
 

四十而不惑 
 

不但不为风雨所动，还能明辨事理，通晓日月四时的运行规律，不为外界的纷繁事物所疑惑。 
 

五十而知天命 
 

中国古代把天视为神，天能决定人类命运。能知天命者，必然会明白自己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这显然是比不惑更高一层的境界。不惑还对利害得失有所计较，而知天命则超越了利害得失，直接指向了人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就是天道赋予人的使命。 
 

六十而耳顺 
 

六十而耳顺则是任你狂风暴雨，我自波澜不惊，不仅事理清楚，连喜怒哀乐皆恰到好处，没有不顺的地方。知天命是尽己之道，而耳顺是既能自己知天命，又能使自己和顺于外物，不逆于他人，这又是一层境界。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从内心到行动上都合为一致了。就像鱼在水里可以自由地游，却感觉不到水的存在。鸟可以在天上自由飞，却感觉不到风的存在，人在按天道行事，达到了中庸的“至德”，能够从心所欲。孔子注重仁德，注重礼仪，其实仁和礼不仅不是对身心的束缚，恰恰是对身心的保障。越是将自己和道德礼仪融为一体，获得的大自在也就越多，从心所欲不逾矩，即是其最高境界。 


 

文/梅媛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首耳熟能详的诗，是唐代诗人王建所作的《新嫁娘》，其内容中提到的“羹汤”可说是一道华人所熟悉的家常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羹汤”是一种非常大众化的料理，在我国的饮食文化中扮演着既重要又有趣的角色。像是“闭门羹”跟唐朝名妓史凤有关；“分一杯羹”来自于汉代刘邦的故事；“东坡玉糁羹”竟然是因为苏东坡的儿子为了孝顺他所做出来的。


中国历史上，关于汤羹的典故很多。

 

这些有趣的历史典故，都是中国昔日历史与文化的见证。
 

闭门羹：吃完了请走
 

“闭门羹”一词，常用于被拒绝的场合，那么为什么是吃闭门“羹”而不是吃其他的菜或汤呢？这得从唐朝名妓史凤接客的历史故事说起。

 

原来，唐代宣州城出了一位叫史凤的名妓，她不仅拥有沉鱼落雁之貌，而且能歌善舞，方圆百里之内的贵胄子弟、风流才子，都以一睹史凤芳容为快，妓院因此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然而，史凤恃才甚高，她重才不重金，所以把前来求见的人，以品貌才学分成三六九等，对上等的客人来，她下楼接待；若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之辈上门她则赏他一碗羹汤，后来，上门求见的人只要一看见羹汤，就心领神会，知道史凤不愿接待，知趣地离开告退。
 

“闭门羹”也就由此事而得名并流传至今，后来“闭门羹”成了拒绝客人的代名词。如今，“闭门羹”还是安徽沿江一带的传统名菜呢！
 

分一杯羹：保住刘邦父亲一条命
 

从某件事中得到一些利益时，会说“分一杯羹”，但又为何是羹，而不是分一杯茶或一杯酒呢？这其中的典故则跟历史上著名的楚汉相争有关。
 

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在刘邦被封为汉王前，一直居于沛县。楚汉相争之后，沛县为西楚领地，刘邦派人去迎接父亲，却被项羽手下阻挡，几次攻守交战之后，刘太公与刘邦之妻都被楚军抓起来当作人质。
 

在持续对峙之际，项羽心生一计，想利用刘邦的父亲来要胁刘邦，于是派人通知刘邦说：“如果不投降，我就烹杀你的父亲。”没想到刘邦却回答道：“你我因为楚怀王的命令而结拜为兄弟，所以我父即是你父。你真的要把你老爸煮成羹汤，那也分我一碗吧！”
 

刘邦看出项羽不会真正动刀，而说出了这一段话，这一招也因此让他父亲保住了一条命。“分一杯羹”一词从此流传于后世。
 

东坡玉糁羹：人间无此味
 

苏东坡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一位美食家，不但在全国各地留下了一道道以东坡命名的食物，更留下了许多描写食物的诗词歌赋，许多美食经他品尝后，便宛如飞上枝头的麻雀，从此名声大噪，“东坡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绍圣四年(西元1097年)，已经62岁的苏东坡被贬至海南岛儋州，当时生活非常艰困，当地居民只能以山薯充饥，苏东坡也入乡随俗，吃着山薯。跟随苏东坡到海南的三儿子苏过，见年迈的父亲身体不好，就想办法将山薯弄碎，做成羹汤给父亲吃。
 

苏东坡吃完后心情愉悦，便即兴做了一首诗，题为“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云：“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意思是说，传说中的天上美品“酥陀”是虚幻不实的，其味如何不可知，无法与玉糁羹相比，但人间佳味，即如隋炀帝所极为称道的“金齑脍”，却是不能与“玉糁羹”相比的。
 

就这样，一道简单清淡的“玉糁羹”，在超然自得的苏东坡笔下成了一碗“人间难得几回有”的圣品，“东坡玉糁羹”的美名也因而流传至今。

 

(接上文)
 

遭诬告 宠辱不惊 
 

李孝恭所任职的扬州大都督府是东南重镇，辖地广阔。早在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就在此建筑城池，称为邗城。隋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杨坚在广陵设置扬州总管府，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废除扬州总管府，改设江都郡，扩建城池，并征调淮南一带的壮丁十几万人，一举将邗沟开挖成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水面宽阔达四十步，河道旁修有御道，路旁种着柳树，后人称之为“淮南运河”。隋炀帝接着又在今河南、安徽境内开凿广济渠(即汴河)与永济渠；在今江苏、浙江境内开凿江南运河，从而形成了沟通江、淮、河、海的南北大运河。这条大运河自隋代以后，历时一千几百年，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交通的命脉，也是扬州得以繁荣的首要条件。大运河的通航促进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交流，扬州真正意义上的繁华由此开始。 


清康熙年间刘源绘制的《凌烟阁功臣图》中李孝恭的画像

 

当时的扬州，地临邗沟、滨长江，又接衔大海，位于长江的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扬州是直接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也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繁荣，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的佼佼者。隋唐时期的扬州已经取代了六朝时期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地位，成为江淮地区最大的政治中心。 
 

扬州地处江淮，在隋唐统一的新版图中，位于南北交流要地，临长江，滨大海，衔运河。自三国以来三百六十多年的南北分裂，把淮河流域分割为对峙的两大部分，有时甚至是多方割据对峙。隋唐统一后，迫切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南北交流的政治经济形势给扬州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是通向沿海地区和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隋炀帝即位前曾任扬州总管，即帝位后，曾三次巡幸至此。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604─618年)，在扬州前后住了两年多，营建了江都宫，并提高江都太守的品秩，与长安、洛阳的京兆尹、河南尹相同。李孝恭出任扬州大都督，足显唐高祖对他的信任。 
 

李孝恭成为北起淮水、南至岭南广大地区的一方统领。他想以威名震慑边远地区，就建造了一座高大的住宅，宅前设置非常森严的防卫设施。不料，有人就此借机诬告李孝恭要谋反，唐高祖召他到长安，经查无据，就把他留在京城，担任宗正卿。宗正卿是宗正寺的最高长官，负责处理宗室事务。
 

大唐宗室是唐代社会显赫的勋贵阶层，为了加强宗室管理，充分发挥宗室藩屏皇权的作用，唐王朝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唐初依隋制设立了宗正寺，宗正寺为唐朝九寺之一，主要负责宗室事务，是唐代中央专职宗室管理机构。唐王朝十分注重宗正的人选，尤其是宗正卿和宗正少卿多由德高望重、戚属尊贵的宗室担任。 
 

李孝恭后来又担任过梁州都督、晋州刺史。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授予李孝恭礼部尚书之职，改封为河间郡王。唐贞观十四年(640年)，李孝恭在一次宴会上，饮酒过量，不幸去世，享年五十岁。李孝恭逝世后，唐太宗为之痛哭，亲自穿上素服为他举哀，下诏赠司空、扬州大都督，陪葬于唐高祖的献陵。
 

李孝恭的后人也为巩固大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勋。其长子李崇义袭爵为谯国公，曾任益州大都督长史，甚有威名，后来卒于宗正卿任上。其次子李晦，曾任营州都督，善理政事而闻名，深受唐高宗器重。一次，唐高宗准备巡视洛阳，令李晦留守，行前对他说：“关中之事，全部托付给你了。相机治事，不必事事请示。”武则天执政后，李晦又担任户部尚书，死后赠幽州都督。 
 

结语 
 

李孝恭是宗室诸王中统一江南的主帅，功列第一，德才兼备。他的指挥才能和为人作风，有以下三点足以为后人典范： 
 

一、长于谋略，善采众议。 
 

李孝恭奉命南下，抵达汉水流域时，击败盘踞于此的农民军武装。他从战略全局出发，力排众议，释放俘虏，为唐军迅速平定巴蜀地区奠定了基础。在攻萧铣之战中，他又下令将缴获的大批战船全部放入江中，以造成唐军已攻占萧梁首府的假象，达到了预期效果，顺利占领江陵。在指挥大军作战过程中，李孝恭常召集诸位将领议事，多次采纳大家的正确建议，几乎是战无不胜。在担任扬州大都督之后，针对扬州地域广阔，政治、经济、军事地位举足轻重的形势，他修建威武官府，以震慑四方。至于后来因此被人诬告，则是他始料未及的。 
 

二、平易近人，礼贤下士。 
 

李孝恭虽然贵为王室宗亲，但他为人谦恭，平等待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在平定萧铣之战中，唐高祖安排李靖任李孝恭的行军长史，实际上将剿灭萧铣的军政指挥大权交给李靖来担负。这一安排具有较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主帅与长史争权，难能可贵的是李孝恭宽宏大量，李靖谦让，两人都不贪权争功，所以同心同德，配合默契。平定江南后，李孝恭声名甚盛，但他能宽恕退让，没有骄矜自伐之色。因而，唐太宗待他也较宗室诸王亲近，无人能比。 
 

三、居安思危，善始善终。 
 

李孝恭居功不骄，宠辱不惊，对爵位、官职、财产看得很轻。他深知自己功高望重，容易受到猜忌，引起祸端，所以就纵情游宴，后房有歌姬舞女多达百余人，企图借饮宴歌舞，以表示自己无争夺名位之心。他对住地京城高祖赐予的豪华宅第，常心中不安，曾对亲人说：“我所居住的宅第壮丽非凡，但这本不是我内心所追求的东西。我想把它卖掉，另建一座简易朴实的宅第，大致够用就行了。我死以后，儿子们如果有才干的话，自然可以另立功业，守住这样的产业也就够了，如果无才败家，他人也不会算计这普通宅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