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治蜀 以身作则 道德典范(5)

(接上期)
 
自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辅佐蜀汉后主刘禅,主管军国大政。刘禅恪守父亲遗言,将蜀汉军政事务,无论大小都交给丞相诸葛亮裁决。诸葛亮对刘禅,也恪守他对刘备的承诺,确实做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因此,蜀国得到大治。 

颐和园长廊彩绘——“诸葛亮大破魏兵”(Charlie fong/维基百科)
颐和园长廊彩绘——“诸葛亮大破魏兵”(Charlie fong/维基百科)

 
益州之士思明君 
 
刘备入蜀之前,该地由刘璋辖制。刘璋,字季玉,袭其父刘焉位而为益州牧。《三国志》说他“明断少”,“才非人雄,而居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诸葛亮隆中对策即指出“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人才俊杰,他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皆策划迎接刘备入蜀,正如诸葛亮隆中对所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备夺取益州之后,对刘璋的旧部安排深得人心。《三国志》记载:“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 
 
这就是说,过去无论是刘璋重用的人、亲近的人、被排斥的人,还是他所忌恨的人,刘备皆委以重任,有能力的人都受到鼓舞。这不仅缓和刘璋时期不能解决的矛盾,也使刘备在益州的根基更加牢固。
 
任用当地人才 
 
诸葛亮执政后,对益州当地人才着意加以擢用。
 
秦宓字子敕,是广汉绵竹(今四川德阳北)人,比较有才学,善于口辩。杜微是一个年老耳聋的人,刘备定蜀以后,他闭门不出。诸葛亮执政后,任命杜微为益州主簿,杜微推辞,诸葛亮便派遣车辆去迎接杜微。二人见面后,诸葛亮连写两篇文章劝说杜微,希望杜微能够辅佐后主,因他年老耳聋,诸葛亮最后任命杜微为谏议大夫。 
 
据《华阳国志》记载,刘备入蜀以后,比较重视荆楚故旧人马。但是,诸葛亮看到蜀汉政权要在益州站稳脚跟,必须选拔当地人才。
 
从《蜀志》各传的记载来看,益州当地人才如张裔、杨洪、马忠、王平、句扶、张翼、张嶷、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职位,只是比丞相、大将军低一点而已,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能与曹魏相抗衡,其善于用人当为重要原因之一。 
 
两汉以来,益州本地人才在政治上一直受歧视,诸葛亮诚意任用他们,他们自然乐于拥护诸葛亮。因此,诸葛亮连年北伐,向益州征兵要粮,未见有本地豪族反对,在军事前线,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 
 
审势施政 德刑相济 
 
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副对联,悬挂在诸葛亮殿堂前正中,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赵藩所书。联文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对治理蜀国过失的经验总结。 
 
刘璋时代,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只好宽容放纵。诸葛亮认为,国家要治理好,首先必须依靠仁德感化和教育,同时辅以“定法度和明赏罚”。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指出刘璋治理蜀地的缺点提到,益州历经刘焉、刘璋两代统治,刘璋生性暗弱,法令松弛,只做表面文章,做官的相互吹捧,不施德政,在百姓心目中也没有威严。益州豪强才敢于胡作非为,君臣之道才日渐陵替。所以必须法令严明,有善必赏,有恶必罚,荣恩并济,上下有节。
 
诸葛亮法令严明的政策,不仅限制了豪强,更能鼓励豪强,因此,蜀地在政治上呈现高度清明。 
 
为了整顿吏治,纠正官场的腐败现象,诸葛亮命李严、法正、刘巴、伊籍等人,订出《蜀科》;并亲自制定检察官吏的守则。
 
他在《教令》一文中明确表示:“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这就是说,治理国家先实施仁政教化,公布法律条文,让百官和百姓知道进退,明白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然后,才对触犯律令进行处罚,最终做到“不令而制”,“王道平平”,让人心服口服。
 
诸葛亮诛刘封、杀彭羕、斩马谡、黜寒敏、罢廖立,废李严等,不避皇亲国戚、亲随故旧、托孤重臣。而这些被处罚的人,其罪行或过失,都是言之凿凿,铁证如山。 
 
如长水校尉廖立曾被诸葛亮视为能与庞统相提并论的“良才”,但后来,他因争名夺利和抽刀杀人,被流放汶山。可是,当廖立听到诸葛亮的死讯时,却难过得痛哭起来。 
 
又如李严,他身为蜀汉重臣,与诸葛亮同为刘备临终前的托孤大臣,后改名李平,字正方。建兴九年(231年)春,诸葛亮发兵汉中,令李平督运粮草,时值淫雨,运粮误期,他写信要诸葛亮退兵,兵既退,他又怕承担责任,耍两面派手法,被诸葛亮当面揭穿,李平理屈词穷。为正军法,被贬庶民,流放梓潼郡。 
 
罢黜李平之后,诸葛亮给时任中郎将参军的李平之子李丰写信,要他劝慰父亲,自省前过,只要一心为国仍有出路。建兴十二年,闻亮卒,李平知不可复出,忧愤而死。 
 
以身作则 道德典范
 
诸葛亮治蜀的成就与他能够以身作则也有关系。诸葛亮的道德品质与诸葛亮的智慧同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诸葛亮无论大小事都亲力亲为,据《魏氏春秋》记载:“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襄阳记》记载,诸葛亮的主簿杨颙表示,诸葛亮亲自校对簿书,热得终日流汗不止。
 
诸葛亮的家风自诸葛丰开始,就以“特立刚直”著名,诸葛亮自己也是一个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尚之士。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统兵十万,进行第五次北伐。临行前,他向后主刘禅递上了一道奏表:“亮自表后主曰:‘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的全部家产是薄田十五顷,其中包括种有八百棵桑树的桑田。据《晋书食货志》记载,西晋初年对官员的占田数量有明文规定:“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由此可见,诸葛亮虽然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他的田产仅与八品小吏的占田数相当。
 
在诸葛亮看来,靠薄田桑树,家人勤力,足够子孙衣食;他本人在外率军作战,平日随身衣食都靠官俸开支,不会存非分之想和非分之欲。 
 
诸葛亮申明,他在外任上“无别调度”,即没有利用带兵在外的“职务之便”巧立名目,另外征调收取财物,没有让公家为自己额外报销费用,没有授意或暗示别人给自己送钱送物。此外,他平生“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即不另外私下经营产业,增加一丝一毫的家庭私产,而且“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也就是说,他不让家中有多余的布帛,家外有多余的财产,哪怕是寸土寸金也不积聚。” 
 
诸葛亮作风公正,不受谄谀,虚心纳谏。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政治比刘璋时代大有起色,也比同时的魏、吴两国更好。 
 
吴臣张温使蜀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当时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说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诸葛亮治蜀的政绩,对魏、吴两国的国主却未有这样的称述。诸葛亮死后,蜀汉百姓对他的思念,几十年不曾稍减,陈寿、袁准都说民之思念孔明,如西周之民思念召公。可见诸葛亮受人歌颂,在当时已经达到如是高度。 
 
诸葛亮治国很重视经济,大力扶植桑蚕业,因此,蜀锦成为中国著名的物产。诸葛亮务农植谷“闭关息民”,无夺其时,唯薄赋敛。固定一千八百多人,维护都江堰。 
 
诸葛亮还利用天然气,发展盐业,限制酿酒,提高冶炼技术,设置堰官、锦官、司金中郎将、典农校尉、盐府校尉。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盐、铁实行专卖,使蜀汉政权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的繁荣景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