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毕业生放弃高薪 到“艾滋村”帮助孩子们

【本报综合报导】杜聪,香港出生,初中毕业后随父母移民美国。从哈佛大学毕业,曾任华尔街投行银行副总裁、瑞士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等高级职务。谁也没想到,像他这样原本可以过着让无数人羡慕不已的“上层社会”生活的人,却因为要帮助中国“艾滋村”的孩子们,而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杜聪和“艾滋村”的孩子们
杜聪和“艾滋村”的孩子们

 
杜聪得了艾滋病?
 
本来,杜聪有着很多人艳羡的人生轨迹,甚至他的照片至今仍挂在法国国家巴黎银行总部大堂。而这一切的改变,从1996年这一年开始。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那时的杜聪经常被委派到中国做调研,有一次在北京的艾滋病会议上,他碰到了一对农民父子。在一众医生学者中间,他们显得十分突兀。
 
杜聪怀着一丝好奇,和这对父子主动攀谈起来。他了解到,父子俩来自于河南农村,都感染了艾滋病,此行是来北京看病,问其原因,他们是通过卖血感染的……
 
之后,杜聪又见到了不少到北京寻医问药的艾滋病感染者,且大多来自于河南农村。这些中国农民饱受艾滋病的苦痛和折磨,仅仅是因为贫穷和无知。很多人为了勉强维持生计,被迫选择卖血以补贴家用。
 
当时,很多的血站都是非法经营,不卫生的采血方法,导致大批农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更可怕的是,多年后很多感染者已经去世了,他们的孩子却变成了因为艾滋病致孤的儿童。
 
有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携带了艾滋病毒,亲眼见证了父母因为病痛而相继离去,自己只能倒数时间,惊恐度日。
 
还有些孩子本身没有艾滋病,但是受到了社会的歧视,生活在艾滋病带来的阴影中,有些人甚至将亲人逝去的怨恨,宣泄在无辜的孩童身上,本该在父母离开后,成为他们最亲近人的叔叔阿姨们,也避他们如蛇蝎。小小年纪就饱受人情冷暖,他们长期生活在压抑的余震中,看不到希望,也没有未来。
 
当杜聪第一次走进艾滋村,整个人都为眼前所见震惊不已:村里道路泥泞、一派萧索、满目疮痍。在这些村庄里,每10个成人中约有4到6个人感染了艾滋病。一样阴暗破败的屋子、一样躺在床上奄奄一息、骨瘦如柴的艾滋病人,一样的缺乏药物和正规治疗,只能疼痛度日,悲哀地等待死亡……
 
这些毫无尊严的生命让杜聪痛苦不堪:“我从未见过一个小村庄里,集中着这么多的苦难,白发人送黑发人俯拾即是。”
 
每进入到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他们都会向杜聪“托孤”,而患有艾滋病的孩子们,瘦的只剩下一副骨架,瞪大了一双眼睛绝望而无知地看着他……
 
目睹这一切,杜聪直觉自己来的太晚了:“一户人家的老中青三代都处于‘贫困’、‘疾病’、‘歧视’的三重打击。”

杜聪前往“艾滋村”。
杜聪前往“艾滋村”。
 
 
被警告“不要乱讲话”
 
凄楚无助的艾滋病患者、认命顺受的临终者、无依无靠的逝者遗孤,愁云惨淡的贫苦家庭,这些画面每日循环往复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悲痛记忆让杜聪决定——辞职做慈善!
 
面对杜聪的选择,亲朋好友们表示一百万个不能理解,在当今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成功被定义得世俗狭隘。杜聪母亲反应激烈:“我供你读哈佛,不是让你出来做义工的。”
 
众亲友也认为:“阿聪是中了邪了?”
 
就连业界同仁也觉得这是明珠暗投,反对之声此起彼伏。但杜聪坚定地努力说服周遭的反对声音:“将来的事我看不见,现在的事,我不能看见了不管,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而这些艾滋孤儿们已经等不了了。”
 
然而在中国,慈善真不好做,大陆的情况更加晦涩难明。从小在香港长大后移民美国,杜聪的普通话一开始并不好,沟通本就不便更不要谈提及当时敏感甚至被视为“禁忌”的“艾滋病”了。
 
有次杜聪准备下乡,出发前一天,依照约定联系了当地一位医师但却受到了对方冷淡的回复:“别过来!”诧异之余,杜聪还是决定按照计划前往,到了之后才知道不是医师不欢迎他,而是医生的电话被监听了!
 
要知道,艾滋病在中国是个禁忌话题,地方官员并不欢迎杜聪,还有人警告他“不要乱讲话”。
 
他也曾因此被跟踪,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杜聪退缩。
 
开始时,“我是一个人去农村一家一户地走访,跟学校、家庭、村领导沟通。但当时拒绝帮助的人很多,因为艾滋病还是挺敏感的,很多人怕暴露身份。那时的工作就只能低调,很零散,就像打游击一样。”
 
同时杜聪也意识到,解决艾滋问题只是表面,对于很多悲剧而言,其根源在于农村的贫困问题(和政府的不作为甚至反作为)。
 
“我愿意做那个捡海星的孩子”
 
1998年,他成立了智行基金会,用自己先前的积蓄和筹资,深入中国各地的艾滋村来救助艾滋孤儿。然而凭借一己之力,所能做到的毕竟杯水车薪,从前不缺钱的他,也开始为钱感到头疼不已!
 
有段时间,杜聪陷入了严重的焦虑状态,满脑子想着:“有这么多人需要帮助,我的力量却这么小,该怎么办?”
 
后来一位老师的一句话令他豁然开朗——就算只能帮助到一个人,也是意义重大。
 
他常常和别人交流时,说起一个关于海星的故事——沙滩上到处都是搁浅的海星,一个孩子逐一将海星扔回海里,有人问孩子:“海星这样多,根本就捡不完,你这样做有意义吗?”
 
孩子看着手里的海星说:“对这个海星而言,有意义。”
 
“我愿意做那个捡海星的孩子,帮助一个是一个。”杜聪说。
 
杜聪的善举改变了很多孩子的人生轨迹,但与此同时,他的人生仿佛静止了,直到现在,他依旧没有结婚。对此,杜聪并不感到遗憾或抱怨。相反,他觉得自己收获的更多,他笑着说,自己拥有了20000个孩子。
 
刘倩: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从未真正公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河南农民卖血引发大规模艾滋病感染疫情的事件曾震惊世界,但究竟多少人感染、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得到救治、侥幸存活,没有人知道真正的数字。
 
据法广报道,北京当局强大的宣传机器迅速转移了国际舆论的关注,一场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号召与动员而起的“卖血致富”运动,所衍生出的巨大悲剧,从此淡出了舆论视线。
 
河南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刘倩在2016年接受了法广的电话采访时表示:河南艾滋病村的真相从未真正公开!
 
刘倩在2004年至2010年间深入艾滋村实地调查,记录这场悲剧的起始成因与发展,分析酿成悲剧的深层原因,但可惜,相关报告却无法在中国公开发表,最终在2012年由台湾唐山出版社付印成书:《血觞》。
 
有人认为,这些孩子是幸运的。但想深一层,其实他们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号召与动员而起的“卖血致富”运动,而衍生出的巨大悲剧的受害者。
 
最可悲的是,事件发生后,并没有任何人对这场悲剧负责,而那些不甘冤屈死去的上访者,至今并没有讨回公道,还遭到维稳机器的碾压。这应该才是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