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住农民的命把子 古今中外暴政之第一 (组图)

    
    古今中外暴政成百上千，找不出一个可以与中共相提并论的。图为农村的留守儿童。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一九五八年大规模毁弃农作物的疯癫行为，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民以食为天，农民难道不知道不收获就没有饭吃吗？人的生命系于粮食，为什么会任其烂在田地里，甚至犁掉、烧掉呢？

直接的原因是没有人收庄稼。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约为四百万，以后每年增加一百万左右，劳力主要来源是农村。可是一九五八年一个大跃进便从农村抽调了两千多万劳力去搞工业，职工人数比五七年增加了两千五百五十多万。大量工厂运转不灵，每日赔钱，招去的新工人坐吃山空不说，农村劳力一下减少了六分之一左右。按照张闻天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这（两千多万）还仅就县以上的招工而言。县以下究竟招了多少，还不清楚。” 此外，为了炼钢、找矿、修水库，大办这个、大办那个，大量劳力离开了农业生产。

人民公社办成 “ 人民母社 ”

以山西为例，全省农村只有一半劳力干农活、这其中又只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是男劳力。其他各省也是大同小异。譬如，四川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九六二年（其时已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在四川省人大会上曾说：“ 五八年公社成立，男劳动力大批外调，妇女说只是 ‘ 人民母社 ’ …… ” 可见问题到了何等程度。

1958年10月中旬拍攝的土高爐。（图片来源: 公有领域）

说 “ 人民母社 ” 的不只是李井泉一个，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就说过公社是 “ 人民母社 ”    “ 搞早了”    “ 搞糟了 ”。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也到处散布说：“ 人民公社办成人民母社了。” 由此可见，中共的的高级干部对此不满的不在少数。

一九五八年秋，彭德怀坐车路过甘肃某处，看到已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便下了车进村找人询问。当时他不见男人，只见妇孺，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老头，因为青壮男人全去炼钢了，全去了还没达到公社指定的必须参加炼钢的 “ 人头指标 ”。由此推断，甘萧问题必定比山西还要严重（后来饿死人的数字也证实了这一点）。

同一年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回到三十年前与朱德、毛泽东、邓子恢等人一起 “ 打土豪分田地 ” 的闽西地区。他一路上看到稻子长得很好，已经成熟，可是在地里收割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少田里谷粒已经撒地，公路上却走着一队队的背着背包的 “ 钢铁大军 ”，都是些青壮年。他在龙岩决定自己去割稻子，当地的地委、县委书记们闻讯，只得也跟着去割稻。张问他们：“ 明年你们还吃不吃饭啊？多么好的稻子糟塌掉，怎么对得起群众啊？” 福建省委接受了老首长的意见，才决定暂停炼钢，放青壮农民回去收稻子，但这时已经有许多粮食被毁弃了。

另一个原因是成立人民公社之后，上面又指示办公共食堂，粮食不再分给社员。共产党这样做，本意是要将整日围着锅台转的妇女解放出来，因为又要找矿，又要炼钢，又要修水库，男劳力无论如何不够用。而且这又是实行平均分配的最佳途径，大家都要在一个锅里吃饭，吃饭不要钱，多少可算是过共产主义生活，所以强制性地要求社员一律到食堂吃饭，社员也就都入了食堂。既然收获的粮食除了上交国家便是送到公社食堂去，社员家里一粒米也得不到，他们只有吃饭干活的份，对收获的多少也就远不如有粮可分时那么关心了。

    
    自中共篡政后农民工始终是社会的最底层，「打土豪分田地」只是中共为杀人越货喊出的口号而已。（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古今中外暴政之第一

人们也许还是要问：男劳力为什么不跑回家去收庄稼？当干部下令将白薯犁掉、将稻谷烧掉时，农民为何不拒绝执行？为什么不造反？回答是高压恐怖政策发挥了威力。譬如据当时的政府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际，河北徐水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 还实行 ‘ 全民肃反 ’，自上而下分配抓 ‘ 坏人 ’    ‘ 消极份子 ’ 的数字，限期完成，送去劳改。”

“ 消极份子 ” 这帽子同右派份子一样，是没有标准的，可大可小，可方可圆。只要公社干部认为你对大跃进态度 “ 消极 ”，就可以把你抓去劳改。当时的情形常常是这样：公社召开大会，说要放亩产多少多少斤的 “ 大卫星 ”，有人站出来说是吹牛，办不到，于是立即被指为 “ 反对大跃进 ”，当场用绳子捆绑起来。公社干部捏着农民的命把子，打死个人直如捏死个麻雀，“ 人民公社社员 ” 就如农奴一般，毫无人权。如河南省西平县放了一颗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小麦的 “ 卫星 ”。这本是编造出来哄人的，自然有人出来抵制，结果对这颗 “ 卫星 ” 的态度成了拥护还是反对大跃进的分界线，凡不跟著起哄的抓起就打，全县竟打死了三百多人，打伤的更是成千上万。古今中外暴政成百上千，找不出一个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

至于分配抓人的数字，这同反右派时下达指标一样更是厉害十分。即使人人都积极跃进，相比之下总有懒些的或者体质弱些的，总有对吃地瓜藤子、住地窝棚表示不满，发几句牢骚的。虽然干部明知他们不是坏人，也够不上 “ 消极份子 ” 的格，但要在限期内完成上级分配的数字，便只好将他们抓去充数。

在这种情形下，谁敢从炼钢炉旁溜回家去看老婆孩子？谁敢从找矿的山上下来去收庄稼？收不上粮食大家都没饭吃，对大跃进 “ 消极 ” 却是一个人倒霉、一家子受罪。这样，农民们也就听任干部们胡搞，听任农作物在田里烂掉，甚至服从干部的指挥，将好端端的粮食毁掉、烧掉，未作任何有效的抵抗。

（因篇幅限制，删除原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