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histoire de la loi "Français par le sang versé"

【看中国记者林莲怡2012年9月12日巴黎报导】本报日前曾有幸在多多大酒楼采访了法国外籍兵团总司令克里斯托弗•德•圣-查玛（Général Christophe de Saint-Chamas）将军。德•圣-查玛将军当时表示外籍兵团对保卫国家做出的奉献与牺牲得到了法国国家的认可与回报，例如1999年被议会全票通过的《用鲜血换来的法籍》（Français par le sang versé）法律的产生就是最好的证明。  

 

 2012年7月，法国国庆阅兵仪式前的正在排练的外籍兵团方阵。(AFP/GettyImages)

 

法国外籍兵团自1831年组建以来，参与过法国大小战事并拥有举足轻重的功绩。这个超过180年历史的军团不仅属于法国正规编制军队，而且是法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863年4月30日，墨西哥战场上演了法国外籍兵团最富传奇色彩的卡梅伦战斗（Bataille de Camerone）。一支仅由62名士兵和3名军官组成的军连，在丹茹上尉（Capitaine Danjou）的带领下与超过2000名墨西哥士兵抗衡了整整一天。身处绝境的外籍军团战士以顽强的意志战斗到最后一刻，用鲜血和生命完成了任务并履行了诺言。

 

一直以来，这些不同肤色的勇士，带着不同的文化，说着不同的语言，却抱着同一个愿望从世界各地来到法国，那就是自愿成为一名效忠法国的军人。

 

 2012年7月14日，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国庆阅兵仪式上的外籍兵团方阵 (AFP/GettyImages)

 

 2012年7月14日，法国香榭丽舍大街国庆阅兵仪式上的外籍兵团方阵 (AFP/GettyImages)

 

由五星大将布鲁诺•达利将军（Général Bruno Dary）①提议，自2005年起，每年的7月13日都有一项特别的仪式在参议院进行。首先参加第二天国庆节阅兵仪式的外籍军人将在参议院主席的主持下在巴黎卢森堡公园（Parc de Luxembourg）集合举行庄严的军事典礼（Prise d’armes）；随后，那些为效忠法兰西共和国而在战场上负伤的勇士即可在参议院主席厅被授予获籍殊荣。

 

然而这些与法国国家历史的荣耀和悲欢密不可分，那些永远冲在战场上最危险的战士，在90年代末之前却没有享受到任何入籍的特权。

 

1993年波兰裔法国外籍士兵马里乌什•诺瓦科斯基（Mariusz Nowakowski）随队在科索沃战场上失去了左腿，当国防部长弗朗索瓦•莱奥塔尔(François Léotard)来到军医院探望他时，马里乌什对国防部长说：“部长先生，我什么都不需要，不要奖金，不要勋章，我要成为法国人……”。这句掷地有声的言语，感动了国防部长和让-克洛德•古隆（Général Jean-Claude Coullon）将军②。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曾于1983至1985年担任法国外籍兵团指挥统帅的古隆将军，于1998年提笔上书至当时的司法部长，正式为这些为法国受伤甚至奉献生命的外籍军人争取入籍。不懈的努力最终换来国家的认可，但是和其它的法律一样，这部全票通过的法律——《用鲜血换来的法籍》（Français par le sang versé）法律的通过，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关法国国籍的讨论曾出现在竞选演讲的主题中。1987年，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逐渐开始思考与其相关的问题。后来这项议题曾在议会中被多次谈论，其分歧主要源于传统的政治观念，即“血统主义”（droit du sang）和“属地主义”（droit du sol）。

 

血统主义强调的是血缘亲子关系，但当时有的反对党则十分看重属地主义，也就是生在法国即是法国人。前法国国家顾问（Conseiller d'Etat）玛索•隆（Marceau Long）③的委员会曾试图平息这场争论：他认为重点不在血缘，也与出生地无关，而在于怎样教育子女成长——即从幼儿起，在法国学校接受教育，接受法国父母的教育，听法语，并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逐渐实现法式风土顺化。

 

这些不同的看法深究下去就引出了许多具体而错综繁琐的问题，比如当时许多讲法语的加拿大人提出获得加法双重国籍的要求。由于历史原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就是在此事例中涉及到了外籍兵团的军人。因为这些为法国国家做出奉献的外国人，虽然没有肉身赐予的法国血统，但提出了通过“流血”获得法籍要求，就是在这个时期“用鲜血换来的法籍”的说法诞生了。

 

1998年底，外籍军团退伍军人社团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Sociétés d'Anciens de la Légion Étrangère: FSALE)决定担负起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使“用鲜血换来的法籍”的概念得到承认，从而对国籍法中的“血统主义”和“属地主义”进行增补。

 

1998年11月12日，古隆将军提书至当时的司法部长（Garde des sceaux）伊丽莎白•吉古（Élisabeth Guigou）女士。作为外籍军团退伍军人社团联合会前主席，古隆将军承担起了捍卫外籍军人物质及精神利益的责任。也就是这个使命感，促使他迈出了为这些自愿效忠法国的外国人简化入籍手续的第一步。

 

“所有现在和将来自愿在法国军队服兵役满五年的外国人，如在作战中受伤，可在本人提出申请的条件下，以‘用鲜血换来的法籍’的理由获得法国国籍。同时他也有权为自己未成年的子女获得法籍。”

 

同年12月，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对此表示出正面的关注，希拉克办公室主任贝特朗•兰德里尤（Bertrand Landrieu）在致古隆将军的信中称希拉克对古隆将军的观点表示感谢，“法国肯定这些牺牲者的奉献，他们为法国留过的血没有被忘记，并值得认可。”

 

1999年，针对“至少可以让在战场受伤的外籍军人获得法国国籍”的辩论开始，然而后来这项提议并没有被政府接受。1999年2月，古隆将军致信给社会党（PS）参议员兼艾克斯普罗旺斯（Aix-en-Provence）市长让-弗朗索瓦•皮施哈勒（Jean-François Picheral）④，请求他介入司法部，而皮施哈勒则是此项提议的最先的拥护者之一。

 

1999年3月，司法部长的否定态度在官方日志（Journal officiel）中得到确认。而所阐述的理由是“政府针对申请人对法国的热爱程度必须拥有酌情决定权，所以为法国而亡的外籍军人对法国的热爱程度需经确认证明……”

 

对于司法部长的这项决定，拥有外籍兵团经历的古隆将军和皮施哈勒议员均感到难以接受。随后两人继续在失望中不懈的努力，几经斟酌，古隆将军于1999年3月31日提笔上书给希拉克总统。

 

“尊敬的共和国总统先生，作为我们军队至尊的首长，您一定明了士兵鲜血的价值，故而我谨向您提出请教。关于这些外国人，我们怎能如此之缺乏考量，他们不是外国佣兵，而是法国军人，他们对法国的热爱与忠贞，可以直至用奉献生命的行动证明……”

 

但是当时的两党共同执政（cohabitation）的局面，使希拉克并没有完全决策的自由。随后来自爱丽舍宫顾问和司法部的回复均表示不会修订现有的法律章程。

 

古隆将军和皮施哈勒议员没有就此放弃，为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决定向外籍兵团的老友，著名记者让-克劳德•纳尔西（Jean-Claude Narcy）寻求媒体力量的支持。纳尔西早已对此方案甚为关注并大力支持，他曾通过报纸和国庆节解说等方式向民众宣传外籍军人的讯息。

 

媒体的效应使“用鲜血换来的法籍”这一讨论在民间和政界同时引起巨大反响。1999年9月，欧洲议员雨格•马丁（Hugues Martin）致书司法部长，对她质疑外籍军人忠爱法国程度的看法表示不满。

 

就在法国前总理皮埃尔•梅斯梅尔（Pierre Messmer）⑤在与司法部长约会日期到来的前两天，报刊上发表了大篇反对司法部长有关验证外籍兵团受伤士兵对法国热爱程度的言论，以及梅斯梅尔针对此事的看法，文章再一次把简化死伤外籍军人入法籍的问题推向高潮。

 

 

实际上此项法案每年仅涉及屈指可数的外籍军人，另一方面由于媒体效应已经达到顶峰，变化由此开始，法国总统希拉克也最终表示了介入此事，并给予支持。

1999年9月底，司法部长吉古女士表示决定开始研究并建立一套简化入籍程序。

 

部长态度的转变终使整个程序步入正轨。右翼党派“保卫共和联盟”（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 UMP前身之一)议员夏尔•勒科瓦（Charles Cova）在同年秋季向众议院（Assemblée Nationale）递交了一份草案。他在写给古隆将军的信中提及这项草案获得整个“保卫共和联盟”的支持，并署名：外籍兵团士兵之子——夏尔•勒科瓦。

 

11月6日，社会党议员罗伯特•盖亚（Robert Gaïa）和社会党成员递交了使所有在军事任务中受伤的外籍军人获得法籍的相关草案。同一天皮施哈勒参议员和社会党成员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意见相同的草案。 

 

1999年年底，针对“用鲜血换来的法籍”法案的政治辩论在法国议院展开，当时的各党派均认为应为这些为法国军队服役并在战场负伤的外国人，设定一条特殊获得法国国籍的法令，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略有分歧。另外所有的草案均针对现役和未来的外籍军人，一概不追溯自1831年来所有阵亡的35,000位外籍军人及他们的后代，也同样并不针对以前在法国军队曾经服役的外国人。

 

1999年11月30日，《用鲜血换来的法籍》法案最终在众议会中史无前例的以全票通过；该法案12月16日在参议院同样通过。12月29日，共和国总统希拉克签署了n°99-1141号法律，这条法律修改了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外籍军人获得法籍的条件。

 

从最初提出，到动员了法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部长及民选官员，最终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古隆将军、前总理梅斯梅尔先生、皮施哈勒参议员等重量级人士不辞辛苦的强有力的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使此项法律终于得以见于天日。

 

①：布鲁诺•达利将军：2004至2006年任法国外籍兵团总司令，2007至2012年任巴黎军事总督（gouverneur militaire de Paris）。

②：据外籍兵团华人退伍军人胡永多先生介绍：让-克洛德•古隆将军从军事学院毕业后，32年来一直服役于外籍兵团，从少尉排长直至兵团总司令。

③：玛索•隆曾主持起草预期修改国籍法（Code de nationalité）白皮书的委员会。

④：让-弗朗索瓦•皮施哈勒，曾在阿尔及利亚担任外籍兵团第二军团军医，他曾是当时年轻的古隆中尉的属下。 

⑤：梅斯梅尔曾在戴高乐时期任军事部长（ministre des armées）一职，他的一生与外籍兵团拥有水乳不分的历史。1940年梅斯梅尔到伦敦与戴高乐将军汇合，并以一句“我要与认真尽责的人并肩作战”提出编入外籍兵团的要求。

(本文部分参考法文资料由法国外籍兵团杂志《白军帽》(Képi Blanc)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