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沪宁日记泄密习近平的大动作

文/黃清

“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沪宁的相关动向近期频现于媒体。据传，近期“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王沪宁与栗战书、杨洁篪等罕见随同习近平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共“两会”期间，王沪宁牵头召集40多位高层智囊在北京西山战略研究室举行关于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的秘密研讨会。

王沪宁曾为中共第十六至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目前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

《纽约时报》在2015年9月末发表了文章《中共智囊王沪宁的集权政治见解》，通过王沪宁在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来解读王沪宁。2015年9月28日，《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习近平和他的核心集团》，里面也较多地提到了王沪宁，此外还有栗战书、刘鹤等人。

王沪宁所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内部的智囊机构。据称，政策研究室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分析国家情况，因而作出制定政策，并负责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草案、报告、理论。

(Getty Images)

王沪宁日记曝重要信息

有着中共官方背景的媒体不久前刊文，内容是“中南海首席智囊”王沪宁的日记，透露了一些其年轻时对于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思考，从中或可一窥这位中共核心智囊的思想轮廓。

王沪宁在日记中提到法制，他表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法制化的过程，没有法治不能说是现代化。这与此前习近平当局提出“依法治国”的理念相呼应。

2016年5月12日，凤凰网刊登《王沪宁日记五则》。对于社会现代化，王沪宁明确点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法制化的过程，没有法治不能说是现代化。“法律在国外是一个天大的规则，任何人不能违背。在中国，法律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位，法律还只是一个天大的概念，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就是差别。”

在政府形象方面，王沪宁指，政府的信誉就是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能否在日常的管理和政府活动中实现政府的诺言，是政府有没有信誉的最基本的因素。“政府人员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的地位，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或者玩忽职守，政府形象自然就不会高大，因为最基本的前提不存在了。”

王沪宁还指出，政治承诺是一个值得开发的概念。

其后，大陆官方背景的《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政事儿”又紧跟发表《王沪宁22年前的“政治日记”写了啥？》一文。此文再次解读王沪宁的有关“国家治理”，这部分与《王沪宁日记五则》中提到的其对法制和政府信誉的认识相同，尤为强调“要实践政府对所治理的民众的总体诺言”。

另外，此文还透露了其关于反腐的理念。

反腐“新观点”

王沪宁的这五则20多年前的日记被有着官方背景的媒体摘录出来发表，尤其是作者的身份非同寻常，在外界看来极可能释放某种“信号”。而且，细读报道对1994年7月28日、31日两篇日记的内容介绍，却发现了一些今天看来仍然堪称“新东西”的观点。

两则日记都谈及反腐。在1994年7月28日的日记中，王沪宁写道，现在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之一应该是反“超腐败”。“超腐败”在规模和性质上均为一般腐败活动所不能比拟，同时危害性和影响也是一般腐败望尘莫及的。这种“超腐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往往在一定公共权力的参与下完成；二是往往以集团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个人的方式出现。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有组织骗税，有组织走私，有组织造假，有组织索取、以单位的形式弄权勒财，有组织侵占，表现在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上。

王沪宁列举了“超腐败”的7种表现形式。不难看出，这7种表现形式绝非一般的腐败分子（不管他们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所追求的目标，其后果也不是由一般腐败分子的贪腐活动所直接造成。这种“往往在一定公共权力的参与下完成”的“超腐败”，其直接后果，说白了是对全体国民利益的侵害，是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的劫持，是一种改变国家权力性质的政治腐败形式。遗憾的是，22年过去了，这种“超腐败”从一定程度上说，已然成为当下腐败问题最难解的死结。

在1994年7月31日的日记中，王沪宁写道，腐败呈现出从低质腐败向高质腐败、从低层腐败向高层腐败蔓延的趋势。“高层腐败”比较好理解，就是指腐败分子的权力大、职位高。而所谓“高质腐败”，则是“不以获得物质利益、而以获得权力为目的的腐败活动”，其影响“要比低层腐败大得多，是反腐败的重点”。

王沪宁认为，“高质腐败”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利益损失，但这只是“高质腐败”的副产品，它最大也是最根本的危害对象是政治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质腐败”也是一种“超腐败”，是一种最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反“高质腐败”和其他形式的“超腐败”，必须成为反腐败的不二重点。

现实中，一般国人心目中的“反腐败”就是“反贪官”。贪腐当然是腐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无数桩个人贪腐案例的汇聚，当然也会造成制度性的政治生态灾难。但是，如果涉及政治权力架构的腐败（不仅仅是“阴谋家”们对高层权力的觊觎）不能被根除，那么大大小小贪官们的“前腐后继”，就会像韭菜般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专家：王沪宁观点曝光中南海走向

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周晓辉发文评论称：媒体突然曝光身为智囊的王沪宁日记中的这些与当前时局相契合的内容，应是有深意的。习近平上台后，迫于形势，开始高调“打老虎和苍蝇”，三年多来通过反腐抓捕了不少高官，这与王沪宁二十多年前所言的“副部级以上干部的高层腐败应是反腐败的重点”一致，而王沪宁认为要对这些官员“建立起专门的监督机制，常抓不懈”，也是习近平、王岐山一再表示并正着手在做的。此外，习近平上台后，一再传递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信号，毋庸置疑，能否依法治国与政府信誉密切相关。

“政事儿”还披露：在日记中，王沪宁经常写“书评”。199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凌晨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他有影响的著作，值得一读”。

众所周知，此前习近平反腐的“清道夫”王岐山也曾至少两次向官员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

周晓辉表示：王沪宁重提法国贵族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除了透露高层强烈的不安外，大概是意在暗示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书中有这样一句：“当旧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当今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随着全球化的加速，经济上有所发展并看到了世界其它西方国家现况的中国人，对特权、腐败、不公正越来越无法忍受，越来越不满足当局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上的改革，而是更加渴望政治上的改革和突破，更加渴望社会公平、正义，中共极权制度已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整个社会犹如活火山，正等待着某个契机爆发。

“政事儿”披露，除了夜读，王沪宁也经常在深夜看影视剧，在日记中写“影评”。对于《辛德勒的名单》，王沪宁评价说“是一部能够震撼灵魂的作品”，称震撼的地方，不是它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当然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可以称道)，而是它所揭示的人性的世界。“这场悲剧最深刻的地方，比千百万生灵死亡更残酷的地方，就是更多的人的人性泯灭。因为只有人性泯灭，才会有这样罕见的悲剧。”

周晓辉对此分析表示：在王沪宁看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应是恢复人性，而善良、正直、友爱、具有良知、充满爱之人，才能让人看到光明和未来，对此，我们从王沪宁对所看电影、电视剧的评价似乎可以窥见。”

另据香港《前哨》杂志2016年6月号援引京城消息人士透露，在江派要求习近平辞职的信件出现后，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让王沪宁牵头召开了主题为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问题的研讨会，习近平三次赴会讲话并强调改革“不能再等待了”。

周晓辉表示：这既说明习近平对王沪宁的信任，也表明时局确实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在这次非常会议之后两个月，王沪宁昔日日记曝光。日记中提及的高层反腐、监督机制、法制、法治、政府信誉、政府承诺、旧制度、革命（改革）、人性、光明、辉煌等词语，如果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如何让中国走向光明未来必然要走的道路，而这大概正是中南海决心要走的方向。这也是22年前王沪宁日记此时重登的密码。

习近平：改革不能再等待了！

2016年3月4日晚，正当中共人大及政协两会召开，新疆官方背景的新媒体无界新闻，突然“转发”一篇匿名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内容除以中共党员名义要习辞职，还以威胁的口吻，对习近平和家人进行要挟。

《前哨》杂志2016年6月号报导披露，3月份针对习近平的两封“黑函”，“幕后藏镜人非江泽民莫属”。消息人士称，当局动用国家力量都查不出来信的来源，“当今中国，除了台上政府，谁能有这么XX？”

京城消息人士透露，随后习近平就让政治局委员王沪宁牵头研究主题为民主制度和机制改革问题。3月初到3月13日，王沪宁召集高层智囊40余人，在北京西山战略研究室举行秘密研讨会。

王沪宁在会上尖锐提出：中委和政治局在现行宪制上的地位和运行，存在较大缺陷和阻碍，中共中央下达的政策措施受到人为“严重干扰、折腾和阳奉阴违”；内部长期意见分歧。现行机制存在大问题；长期无法“贯彻”高层官员“能上能下”、“政治问责”等原则。

报导称，习近平3次赴会讲话，讲话中要求“提出符合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意见和建议”。并强调：“不能再等待了！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辜负人民的期待和呼吁。”消息人士透露，王沪宁不容回避地和盘托出高层分裂、宪政实施等问题；尤其是习近平一句：“不能再等待了”，相信很快见真章，当局必有大动作。

报导还分析说，必须对“两会”上习近平面色凝重重新解读：并非这封信带来的恼怒，“而是激战前夕的凝重。”

对于高层分裂，港媒《动向》杂志2016年4月号报导称，中南海高层有两个“铁三角”，一个是“二张一刘”均出于江泽民派系，三人结成“铁三角”不仅自然也更必然；一个是习、王、俞（正声）这个“铁三角”，全部都是太子党。而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的权斗格局，基本是两个“铁三角”捉对暗战。

原中共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陵也曾向媒体透露，中共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改革派组成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江核心”操纵的反对派的地下司令部。

王沪宁的法制理念是习近平依法治国理论基础

王沪宁因历经中共三代领导人，被视为中南海最为重要的智囊，而在习近平上台后，几乎所有的公开活动中，王沪宁都陪同左右，足见高层对其倚重，也体现出其政经哲学在中共高层获得的相当认同。

中共“十八大”后，王沪宁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小组）秘书长和深改小组办公室主任等重要职务。

今年以来，大陆有十多个省市书记先后公开喊出“习核心”，并强调“核心意识”。有消息称，“习核心”的最先提出者是王沪宁。而王沪宁在日记中提到法制的问题，与之前习近平当局曾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相呼应。

习近平上台以来，试图推动各项改革，有很多的做法突破了中共的框架而走自己的路。2012年12月，习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接着在2013年3月当选国家主席后再宣誓“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2015年3月24日，习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习曾说，“司法体制改革成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让民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当局还提出，“除涉及外交、国防等特殊领域外，政法委今后将不会介入个案。”

2015年10月20日的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依法治国”。2015年6月24日，部分公务员就职将向宪法宣誓。

今年2月，北京官方国家级评论署名“国平”发表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三年来多次提到“依法治国”的说法，从宣誓“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到告诫“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建设法治中国的“新理念新思想”。

此前有报导说，未来只要条件成熟，或条件许可，习近平很可能会有惊人之举。还有报导说，习近平或走蒋经国之路。

今年4月，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外媒采访时提到，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他认为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必须是“系统性改革”。

中共已故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曾表示，习近平将来肯定要“颠覆”点什么事，可能按照选总统的方式来，“谁选上谁来当”。

传王沪宁“爱徒”写“中国出了个蒋经国”

2014年11月28日，一篇题为“中国出了个蒋经国”的文章影射意味浓厚。网上公开数据显示，此文作者曾澳大利亚《悉尼时报》等海外媒体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等职。2014年12月，此人还被任命为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主席。有港媒披露其人更隐蔽的身份，指其有国安背景，并称此人是王沪宁的“爱徒”。

文章说，蒋经国“打内心深处意识到，独裁者没有好下场，谁能领导‘国家’走向民主，谁就是伟人。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他对那些要求解除报禁、党禁的异议人士绝不留情，而最后却由他亲自动手实现了异议人士的愿望”。

此文被指是奉命而作。港媒分析此文表示，文中阐述蒋经国“解禁”前的部署与困境，字里行间却予人“以蒋喻习”的感觉。明眼人不难看出，作者分明是想让读者顺理成章地得出另一款句式：“中国出了个习近平”。港媒引用文中的句式比喻说，习近平必行蒋经国之路。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曾表示说，世界现代政治制度有总统制和议会制两种，前者是总统统管国家所有的行政大权，总统由选民选举产生，行政权力受立法机关国会的制约，但总统权力不是由国会授权的。议会制也被称为内阁制，行政首长由国会的多数派掌握，行政机构由国会授权。

夏明认为，习近平正在向接近总统制的方向走，对中国政体作出较大改变。

传习近平十九大将有颠覆性变动 当局研议取消常委制

中共“十九大”将换届，有消息称，习当局届时或有“颠覆性”变革，包括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等。此前媒体披露，胡锦涛曾致信中央建议撤销两届中央政治局领导核心人员名单，3个月后习近平采纳胡的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形成决议──撤销两届“隔代接班”的名单。此前，中共体制内学者曾放风，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披露，“十九大”高层人事“卡位战”已经打响，两个月后中共高层将开北戴河会议，临近秋天将举行六中全会。中南海高层出现改革呼声，要研议变革：有没有必要继续设中央政治局常委制，有没有必要打破政治局规范的“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则；有没有必要还需在党内隔代指定下一届接班人？以政治局常委这一架构为例，它的存在现在看来是多余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一些相关的专家学者已就此开展探讨。

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只要在夏季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如果能顶住来自各方的角力干扰，强势主导人事布局，那今秋的六中全会，乃至明年的“十九大”，习当局有外人难以想象的变革，取消政治局常委制，破除“七上八下”年龄划线规则，废除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都会循序推进。

今年4月下旬，海外中文媒体传出消息称，习近平不想在中共“十九大”上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上海学者杨鲁军日前表示，中国“正走在十字路口”，明年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面临三大问题，习近平会否打破潜规则另起炉灶，具有风向标意义。

中共已故大将罗瑞卿的儿子罗宇今年初表示，习近平在“十九大”或“二十大”上，肯定要“颠覆”点什么事，可能并不顺着“十九大”怎么选人、“二十大”怎么接班这个思路，“他要‘颠覆’这个思路”；可能按照选总统的方式来，“谁选上谁来当”。

此前也有报导，习近平在文革后期，利用家庭关系之便，读过相当一批“内部读物”，受西方理念的影响，未来只要条件成熟，或条件许可，习近平很可能会有“惊人之举”，并称他“有一个宏大的，开创时代的梦”。

习近平拟建总统制

习近平上台后，试图推动各项改革。日前，中共体制内专家破禁忌提到总统制，认为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必须是“系统性改革”。此前有报导说，未来条件许可，习很可能会有惊人之举。

2016年4月，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外媒采访时也提到，中国未来可以由国家主席制变为总统制，他认为形式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即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变为总统制，从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看，必须是“系统性改革”。

汪玉凯认为：“如果再回到文革的价值形态上，中国肯定没有前途。”历史潮流是向着民主和法治方向演进。

此前有报导说，在去年6月中旬中共政治局举行的扩大生活会上发放了一份报告，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之前，习近平、王岐山、胡锦涛等多次提到“亡党危机”。

报导披露，习近平罕见地在会上说：“面对严峻事实，承认、接受党蜕化变质走上亡党危机的事实。”

习近平上任以来，在反腐查办众多江派高官的同时成立了十多个领导小组，自己亲任组长，架空了江派三常委刘云山、张德江、张高丽。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曾发表题为“从集体领导到双首长制”的博文。文章表示，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导致内斗不止，并提出最有效的体制是代理关系明确前提下的首长负责制。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曾表示，以前共产党专制体制中，行政首长委派更接近议会制或内阁制，实际最高权力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习近平正在向接近总统制的方向走，对中国政体作出较大改变。

中共政权早已摇摇欲坠，中南海在去年6月中旬政治局举行的扩大生活会上发放了一份报告，罗列了中共“亡党”的六大危机，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信仰、前途等各个领域；报告并指局部政治、社会危机已经处于爆发、蔓延、恶化状态。习近平罕见地在会上再次警告亡党危机。

此前，习近平、王岐山、胡锦涛等在不同场合多次承认“亡党危机”。

有报导透露，去年8月上旬中共高层召开北戴河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退休高层的座谈会，退休高层强调“党内腐败、社会民怨民愤”等，在说到中共面临“亡党危机”时，还出现痛哭场面，会议多次被中断。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曾发表题为“从集体领导到双首长制”的博文。文章表示，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导致内斗不止，并提出最有效的体制是代理关系明确前提下的首长负责制。

微博惊现：网民吁习近平当总统

综合媒体2016年3月31日报道，在29日深夜，新浪微博上人们在转发一张特别图片，一群人在小树林的草地上打出两个横幅，表示支持习近平政改，成为首任民选总统。

这张图片内容比较敏感，引起人们的各种议论。

网上包括律师在内的很多人都表态支持，北京周泽律师、广西的吴进金律师和上海律师孙学华都说，如果真选，自己投他一票。

有西安人说，“他如促施党政分开、政企分离、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联省自治，我可以投他一票。”

该微博随即被删除。

王沪宁的新权威主义或为习近平总统制做理论铺垫

中共“十八大”上，王沪宁晋升政治局委员，从幕僚走到了前台，成为党国领导人；在习近平从江泽民集团手中夺回权力之争中，王沪宁又成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王沪宁提出“新权威主义”，这与习近平的谋略一致。并且王沪宁在高级官员中还算少有的对世界、对西方有一定认识和了解的人。在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出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炉后，也曾力争“新权威主义”的中国历史学家萧功秦认为：“习近平代表着中国新权威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

萧功秦:“现在集中权力很重要。这个时期需要一个强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大陆另外一名著名学者吴稼祥也认为：习近平通过三中全会集大权有利于改革，他对习近平的这种战略持审慎乐观态度。

最近一段时期，习近平参加了一系列国际会议，访问了一系列的国家；在新闻报道中，不断重复出现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王沪宁的身份虽然仍像过去一样，十分低调，仅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已，但在习近平出国访问、以及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中已经尽显他的重要性，实际上是习的首席高参，是战略层面的政策设计师。

2012年3月27日，中共江泽民集团的原定继承人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双规后，王沪宁的一篇《“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经再次修改发表了第五稿，其中有许多内容都作了重大修改。

大陆著名学者、诗人、小说家航亿苇对文再次发表评论称：王沪宁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看过许多了，我有兴趣的是他仍然还高居习总第一高参的位置。他的观点与前一段时间“两报一刊”的观点截然相悖，为什么没有作为“异见人士”给拿下来。这简直是一篇当今政治改革的宣言，强调三权分立；但改革之初，还必须经历一个像蒋经国那样的“独裁”的时期（话说得极其隐晦）。以此文为导向，可以看到习领导今后改革的大致步骤和脉络，已经尽在其中了。

航亿苇认为：我想，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流传，是有背景的：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暗斗剧烈的当今，习自己不便出面，只能采用上述方式，向国内外表达他的治国理念了。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王沪宁在此文中还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没有三大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却有三大人祸：1957年反右，打了三百多万右派；1958-1960年高举三面红旗打了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饿死四千多万人；1966-1976年文革整了1亿多人，其中死了两千多万人。

此文称：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有人说，政治制度改革难就难在高层，其实世界上没有不难的事，高层也要靠老百姓来推动。”

王沪宁的宪政观

在王沪宁的文章中还提及对宪政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宪政潮流发端于十七世纪英国，成熟于十八世纪的美国与欧洲，流行已达数百年。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三权分立、多党竞争、普遍选举、新闻自由，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判断政治体制优劣进退的一面镜子。不是吗？上个世纪莫斯科两度易帜——1917年升起了红旗，1991年8月22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用历史上的俄罗斯旗帜（白、兰、红三色旗）取代了镰刀斧头红旗，重新作为俄罗斯的国旗。对此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评判。而用世界宪政潮流的四大基本原则来对照，就一清二楚了。

苏俄反宪政潮流七十余年，终于陷入了天怒人怨的汪洋大海。最后时刻，苏共中央通过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高官在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试图挽救危局。然而，广大人民群众害怕重新回到那种一党一派垄断政权、草菅人命、控制选举、扼杀新闻自由的恐怖生活中去，因而都不支持“8·19”政变，政变三天就失败了。广大公民和他们的代表唾弃了反宪政潮流的政治体制，以致于共产党员占最大比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1991年8月29日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历史终于宣告，1991年三色旗在俄罗斯重新升起，是顺应世界宪政潮流的进步之举。循此思想方法，我们也就不难评估那个时代的东欧剧变，新世纪以来的乔治亚、乌克兰、吉尔吉斯事变，以及未来还可能发生的此类事变。所以说，以宪政潮流为镜，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历史变迁。

无论在中国还是前苏联、东欧各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都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不改革，就会亡党亡国”。但是究竟如何改，以什么为参照系，对未来新的政治体制应当怎样设计和建设，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传王沪宁率先提出“习核心”

大陆有十多个省市书记在今年先后公开喊出“习核心”，并强调“核心意识”。海外多维新闻网2月2日的文章表示，有消息称，“习核心”的提出者是习近平出行时几乎与他不离左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在习江激烈交锋的过程中，港媒多次报导，王沪宁曾多次帮助习近平阵营打击江派人马，包括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刘云山等。

据报，去年“七一”前夕，王沪宁在多次会议上提出，把江泽民称为第三代领导核心不科学、不符合实际。在今后中共的文件上要做出必要的纠正，不能含糊。

港媒此前报导，中共中办主任栗战书罕见圈掉有关省报告中“三个代表”的提法。

近期，从地方到政治局密集强调“核心意识”，喊出“习核心”。2016年1月27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会议上，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栗战书要求中共官员“要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绝对忠诚”，始终与习近平“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

1月29日，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中共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会议中强调“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同日，官媒高调力推“学习小组”的文章《习近平的四大“核心能力”》。

早在去年5月22日，中共国防大学教授马骏在一个时长为三小时的讲座中说：“现在习近平出来，可谓恰逢其时，他是真正的第三代领导核心。”一名资深新闻界人士表示，马骏的这个讲话，不仅加冕了习近平“核心”之位，更把江泽民直接踢下了第三代中共领导核心的位置。

消息人士牛泪援引得到的消息披露，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已在中南海高层中形成共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在今年“两会”上，最迟不超过“十九大”，就会正式确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