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严峻 民众在信息流通与监控的夹缝中寻求真相 (图)

与SARS时期一样，今年，中国官员起初对致命病毒的严重性还是轻描淡写。说疫情 “ 可以预防并得到控制 ”，到封了十几个城市，中国只用了一周的时间，这是前所未有的。毫无疑问，这引起了人们怀疑当前情况比官员们说的更为严重的担忧。

据 Quartz 报道，2003年SARS在中国爆发时，只有6％的人可以使用互联网。17年后，这个数字增加到十倍：根据最新的数据，现在有超过61％的中国人能上网。

如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微信改变。微信于2011年启动，这款无所不包的应用程序对中国人来说就是互联网本身。在这里，人们可以阅读、聊天、购物、社交和支付从出租车到杂货的各种费用。这也是中国对人民进行监视的平台。

2020年1月21日，戴着口罩的通勤者在武汉市的汉口火车站行走。（图片来源：AFP via Getty Images）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中国冠状病毒的爆发蔓延之际：微信上的信息的迅速传播，同时，国家监控​​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当被问及这两次疫情爆发期间中国当局是如何处理信息流时，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新闻学教授罗斯・​​卢丘（Rose Luqiu）说：“ 我能看到相同的模式。”

严控社交媒体

当年SARS危机，尽管在2002年11月就发现了第一例病例，但被公众得知是数月之后，当被迫公开时，中国也只承认有少数病例。直到蒋彦永向外界公布实情，官员才公开承认SARS疫情的严重程度。当时，还没有微博、微信这些社交平台，人们可以绕过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控制而主要通过短信共享新闻。

现在，如今中国互联网用户每分钟共享的信息量之巨，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对网上发布的内容保持完全控制。

迈阿密大学战略传播副教授李红梅说：“ 微信群的动态影响了对这一流行病的讨论。” ……   “微信群的特征是官方和非官方信息，国内外新闻以及个人观察和经验的混合。这表明中国政府很难控制新闻。”

在网上，从许多医院不断有大量照片、视频和见证人的记录在向外散布。尽管一些帖子很快就被审查员清除了，但其他一些热门标签，如 “ 武汉封城 ” 还被保留。

墨尔本大学媒体讲师威尔弗雷德・王（Wilfred Wang）说：“ 有了这两个社交媒体平台，现在的忧虑不是要获取足够的信息，而是如何区分哪条信息是真实的。”

本月初，新冠状病毒爆发的时间表在微信上广泛传播，但随后开始受到审查。Quartz记者于1月22日尝试通过美国用户与英国用户之间的私人聊天发送图像，但未能通过，也没有通知发送者图片尚未发送，这通常是人们尝试在微信上发送 “ 敏感 ” 内容时发生的。

微博于1月23日封了《人民日报》头版的照片，该照片只有关于习近平的报道而没有提及发现病毒。图片很快被禁，即使图片上没有任何其他评论文字。

在国家最需要它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这些审查制度削弱了公众对当局的信任。正如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一篇文章所说：“ 在滥用信任的同时，不可能建立信任。”

增压监控

尽管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意识到国家的监视能力也是空前的。

新闻学教授陆秋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当局已经发展出非常复杂的控制信息的能力。” 她指出，中国网络安全规则于2017年生效，该法律收紧了中国的审查制度，将任何共产党认为损害国家荣誉的帖子都定为犯罪。” 如 “ 扰乱经济或社会秩序罪 ” 或 “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 ”。

当局控制网上讨论的努力始于第一例肺炎病例被公布之时，当时武汉警方于1月1日表示，他们已因 “ 传播有关肺炎的谣言 ” 而逮捕了8名当地人。武汉市政府在公告中敦促人们“不要制造谣言，不要相信谣言或散布谣言。”

中国律师张新年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一举动提出了批评，该文章在被删除前被查看了五百万次以上。他写道：“ 政府现在认为，发表不能验证的信息的公民等同于故意散布谣言的公民，这种看法非常令人寒心。” 他指出，这一事件突显了中国政治制度固有的弱点。

这些年来，中国当局变得更精于运用媒体。2003年，流行病学家钟南山在媒体披露了SARS的爆发规模，但这是爆发后几个月才进行的首次采访。这次，在武汉市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一系列肺炎病例后的三周，钟南山才与中央电视台央视进行了交谈。陆秋说，允许钟南山这样的核心人物接受采访是政府 “ 提高认识和减少恐慌 ” 的战略途径。

互联互通的时代无疑使中国人能够在不透明的体制中看到一丝光亮，这可能使国家更难施加在SARS时期普遍使用的信息封锁。至于中国当局是否会接受制度透明的要求，还是最终将这点光亮也消灭掉，那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