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到来的第三危机 ── “ 全景监视社会 ” 的来临 (图)

中共20大之后，中共当局不仅继续坚持动态清零，甚至进一步推行所谓 “ 电子健康码 ”，藉 “ 健康/医疗 ” 之名，开始建立全民电子医疗大数据库，从目前 “ 清零局部控制 ” 走向未来 “ 医疗全面控制 ” 的状态。实际上，清零已经证明不是针对病毒，而是监控韭菜百姓，电子码也不是为了健康，而是监控人民的身体隐私。换言之，为了防止异议份子的反抗，封堵一般公民的批评与抱怨，以及确保中共宣称的红色江山 “ 不变质、不变味、不变色 ”，在中国的数位监控技术已达到高智能、全渗透的状态之下，中国将成为一个 “ 全景监视社会 ” (society of panoramic-surveillance)。

社会控制：天罗地网、形影不离

北京街头的防疫督查员  （图片来源：翻拍）

历年来，中共用于 “ 维稳 ” 的经费始终高居财政支出的第一位，显示中共对内敌的防范胜于外患，对维稳的重视高于人民的温饱。据统计，这项被中共以中性名词称之的 “ 公共安全支出 ” (Public safety spending)，在2020年达到2100亿美元，10年内增加了一倍多，比国防支出高出7%之多。另依据高盛集团 (Goldman Sachs) 经济学家2022年5月发布的估算，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核酸检测的频率计算，估计每年耗资可高达2.5兆元人民币，显示美名为 “ 举国之力 ” 实则 “ 挥霍财政 ” 也要坚持维稳和防疫，是中共专政治理的最高原则。

以防疫人员皆非专业的公卫人员担任，而是由当地政法委 (公安与警察) 负责管理就可证明，这种以天价 (维稳) 经费所支撑的清零政策，已不是科学的公共卫生行动，而是为了广泛的社会控制 (social control)。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拥有和装置了高达1.76亿颗的监控摄像头，这些镜头布满在街角、巷口、公路、十字路口、公园、地铁天花板、酒店大堂和公寓楼里，有如天罗地网，形影不离。这亿万只 “ 党的眼睛 ”，无时无刻记录着人们的生活踪迹与行动意图，探索着人们的意识与灵魂。截至目前，中共当局已经能够成熟而精确地运用手机扫描工具、人脸识别相机、指纹与视网膜辨识系统、机器人搜索DNA生物数据库等等，追踪人们的手机和电脑，纪录人们的购买行为和会面活动，紧盯人们线上聊天的话语，对人们的贴文进行政治判断。

电子健康码：中国特色的社会监控系统

迹象显示，清零政策有可能逐渐进入尾声，但清零可以缓解，监控不能放松；代之而起的是 “ 全民电子健康码 ”。2022年11月10日，中共 “ 国家卫健委 ” 宣布推行一项 “ 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 ”，其内容包括所谓 “ 2025全民电子健康码 ”，其操作方式是以居民身份证字号为 “ 二维码 ” (QR-Code)，也就是建立 “ 一码通用 ” 的电子追踪系统，预计在2025年组健完成所谓 “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

依官方的宣布，这个台平台将采取：

“ 以统一权威的方式，将中国居民的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人口讯息等个资写入数据库，” 与公立医疗机构互通，让每个居民都有 “ 功能完备的健康码、和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 ”。

以医疗为名的数位暴政

所谓 “ 2025全民电子健康码 ”，美其名为 “ 推展的医疗数位化政策 ”，实际上是中共20大以后，由习近平亲自部署的 “ 数位极权主义的新暴政 ”，也就是从 “ 清零局部封控 ” 进一步走向 “ 全社会极限封控 ”，一种 “ 国家骇客行为 ”，一种 “ 深控制、广渗透 ” 的极权暴政。实际上，所谓 “ 电子健康码 ” 就是 “ 电子镣铐 ”，也就是以健康管理为由，实施全民的人身监控与隐私探密。至于所谓 “ 电子健康码 ” 和 “ 防疫健康码 ” 有什么不同？虽然中共官方特意强调，“ 不能将2025电子健康码和现在的防疫健康码划上等号 ”，但实际上，就是等号！因为两个系统随时可以连结，只要 “ 按一个键 ” 就可以实现连线和串通。

“ 生命政治 ” 的中国实验场

法国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在《法兰西讲座》中提出一个 “ 生命政治学 ” (bio-politics) 的观点，就是国家以人口优化、医疗管理、疾病防治、病患隔离、生育计划 …… 等等为理由，对个人生命，包括遗传基因、种族类别、体能优劣等等生命特征，乃至宗教信仰、性格取向、文化偏好等等社会特征，进行一种微观的、入侵的、无遮蔽的介入与操纵，借此达到国家权力对 “ 生命个体 ” 滴水不露的渗透与控制，实现国家权力对人身的精准控制。福科的观点揭示了权力如何管理人口的 “ 生命政治 ” (biopolitics) 命题，亦即 “ 生命 ” 如何成为权力规训 (discipline) 与 “ 惩治 ” (punishment) 的集中领域，个体如何成为政治施控 (manipulation) 与思想教化 (cultivation) 的对象。

这种生命管理包括对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观配置 (人口的解剖政治) 以及对个人身体的微观控制 (身体的解剖政治) ；在福科的脉络中，“ 生命政治技术 ” 尚且具有正向的功能，是一种国家运用训练、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养健康、有用、具有生产力的 “ 公民人口 ”。但是在中共的社会控制体制下，“ 生命管理 ” 不是一个增进生命素质与优化人权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 (城市) 空间与 (居民) 身体如何纳入党国防疫策略与医学干预的技术操作问题。未来这种 “ 全民电子健康码 ” 就是一种 “ 生命政治学 ” 的运用，一种对个体的 “ 生物性操纵 ”。在此意义上，个体生命只是一种 “ 身体解剖学的存在物 ”，一个 “ 医疗政治 ” 的冰冷客体，没有人性与人道存在的余地。

如意大利哲学家艾斯波西多 (Roterto Esposito) 在《生物：生命政治与哲学》中指出的，“ 生命管理 ” 是把个体生命置入例外状态、法律孤岛、人道免除的状态；这是一种主权政治对个体生命进行 “ 政治玩弄 ” 的肮脏游戏，借由保护生命而摧毁生命。实际上，记录在 “ 电子健康码 ” 上的每个公民，看似以健康之名进行数据建档，但是在 “ 编号 ” 与 “ 姓名 ” 之间，在冰冷的数据与鲜活的生命之间，具有一种 “ 生命政治 ” 与 “ 死亡政治 ” (thanatopolitics) 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居民以系统形式成为电子奴隶；一方面党国以 “ 法外主权 ” 进行无缝统治，也就是党国在管理 “ 有生生命 ” 之时将所有公民带向 “ 死亡生命 ”。

一个 “ 中国牲人 ” 的荒漠国度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主权权力与裸命》一书中，提出了所谓《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 牲人 ” 是指一个被诅咒的牺牲者，一种被挖空一切、赤裸一身的 “ 裸命 ” (bare life) ，一种被主权权力剥离身体权利并处于例外状态 (the state of exception) 的贱民，一种因为染疫 (或原罪) 而被视为纯粹的生物体，一种 “ 去主体化 ” (de-subjectification) 的存在物。

阿甘本的其它著作，例如《奥斯威辛的残余者》(Remnants of Auschwitz)   《没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 等等，完全适用于描写和对应一个 “ 中国特色的社会监控体制 ”。以长达三个月的 “ 上海清零 ” 为例，在铺天盖地的封城之中，上海完全失去了一个现代文明空间的优势与特性，仅仅变成个 “ 营 ” (camp)，一个 “ 全景监视 ” (panoptic) 下的巨型监狱；至于 “ 市民 ” 则被假设为一个个病毒可能栖身、散播、恶化的 “ 病体 ”，一个类似 “ 牲人 ” 概念下的 “ 不洁之物 ”。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际，法律就已预先对上海居民作了 “ 有毒推定 ”，把上海市民生活界定为 “ 有毒的先验状态 ”，失去作为公民而享有人权保护的资格 (也就是牲人待遇) ，成了党国权力监控下的 “ 中国牲人 ”。

中国式 “ 楚门的世界 ”：从动态清零到全景监视

一般而言，个人的身体状况与医疗纪录属于个人的高度隐私，只有医护专业人员在诊疗期间才能参考和运用，但是中共当局却可以公然掌握全民的隐私，管控全民的 “ 生物数据 ”。于是，“ 楚门的世界 ” 这部原本属虚构的科幻喜剧片，未来将成为中国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中被 “ 体无完肤 ” 的监视与操纵。

在 “ 电子健康码 ” 施行之后，一个 “ 全景式的监狱 ” (a prison of panopticon) 将在中国出现。“ 全景监狱 ” (panopticon) 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沁 (Jeremy Bentham) 所设计的一种新型监狱建筑，采取360度环形监视的方式，对所有囚犯进行 “ 动态监视 ”。于是，中国人民下载到手机上的电子健康码，就会像一个 “ 电子发射器 ”，国家则是 “ 数据收集库 ”，每个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无论你做什么事，都在国家的监视之下，并且永远被记录在国家的档案数据库之中。一旦 “ 电子健康码 ” 通行以后，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法治素质低落却拥有高科技武器的警察国家，成为一个 “ 全景监视社会 ”，一个有史以来最恐怖、最真实的数位极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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