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一家人 高醇芳忆她的祖父、父亲和母亲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


1938年11月16日，高醇芳的父亲高士愚与母亲施嘉德（前排中）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

“1941年9月初的一天，日军狂轰滥炸，抛下的硫磺燃烧弹在东水门公共防空隧道的洞口引起大火，炸毁了洞口。人们在烟雾弥漫之中无法出隧道，生命危急，非常恐慌。我父亲立即打开了通往高家防空洞的木栅门，维持秩序，让受困市民一个一个从我家美趣时商行的洞口疏散出去，走到街上。救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约有两千多男女老幼得救。”

文/高醇芳、吴文超

高醇芳，法籍华人，著名女画家、美术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她1947年12月生于上海，她的父亲高士愚是一名纺织工业家，母亲施嘉德是英国人。


高醇芳的父亲高士愚与母亲施嘉德结婚照，1938年9月3日摄于英国利兹。

我祖父祖母一家在重庆很有名望。祖父高秀山，字志敏，原籍河北省通县东石村(今北京市通州区东石村)，蒙古族，经北京、广州，辗转来到重庆创业安居。他是重庆商会主席，也是河北同乡会(抗战时扩大为冀鲁东旅渝同乡会)的主席。他在重庆林森路48号开设“美趣时”商行，销售染料、肥田粉、化工原料等，是英国卜内门公司(Brunner Mond，大英化学工业公司ICI前身)在四川全省的独家经销商。在四川各地好几个县城都有美趣时分行。他还开设分公司“慧苓商行”，销售香水、甘油、口红、雪花膏等化妆品。他也生产放脚女袜和提花棉织毯在店里销售。

祖母童云仙，来自重庆巴县瓷器口童家桥，生有17个子女。我父亲是长子。后来他在沙坪坝买下了大批土地，修建了纺织厂房和住房。他还请了在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的杨典章的弟弟杨定伦把他从南京带来的许多外国名种花卉种在石坡梯田上。这些名花异卉艳丽多彩，大家都可前往观赏，当地百姓就称之为“高家花园”。


1938年11月，高士愚与施嘉德到达中国，过海关。


1940年，日军空袭造成重庆大火。

祖父通过上海ICI总公司经理联系到了英国利兹大学纺织系主任巴克教授。当时巴克教授已退休，正在上海交通大学筹建纺织系。1904年正式成立的利兹大学是英国最大的理工大学，纺织系尤其是毛纺教学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我父亲得到教授的欣赏，被推荐去利兹大学留学。于是父亲在1934年去英国留学，就读于利兹大学纺织系和染料化学系。

1936年秋，父亲在他海外参加的第一个舞会上，遇见了金发碧眼、娇小玲珑的玛菊瑞(Marjorie)小姐。父亲对她一见钟情，在那天的舞会上一直与她跳舞，散会后还殷勤地开车送她回家。其实，我外婆家离舞厅非常近，走走十分钟就到了。以后，父亲又对母亲紧追不放。

我母亲玛菊瑞•斯考特(Marjorie Scott)是英国北方约克郡人，跟母亲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住在利兹市。她在父母离异后离开学校，在Burton雨衣厂当会计。

当时在英国没有多少中国人，利兹大学只有两个中国留学生。我外婆是一个很开通、很善良的人，说高士愚一个人远在异国一定很寂寞，便鼓励我母亲跟我父亲做朋友，一起出去跳舞游玩。我父亲很英俊，风度翩翩，一番诚意终于赢得了我母亲的芳心。

父亲在四年内学完了六年的课程，作为优秀生毕业。在毕业典礼仪式以后，有个毕生联欢表演会。父亲是京剧票友，他和另一位中国票友表演«王宝钏»。父亲借用一位英国女同学梅波(Mable)的长裙和一件宽大的上衣作为戏服，腰里缠上彩带垂吊，头上插花戴饰，扮演青衣王宝钏。在20世纪30年代，留英的戏剧家熊式一翻译改编了中国传统戏剧《王宝钏》，轰动了英国。我父亲大概还是最早在英国演唱介绍中国国粹京戏的人。

毕业以后，父亲于1938年9月3日在利兹圣约翰教堂迎娶了母亲。当日，《约克郡晚报》还特意派记者来，以“一个中国学生的浪漫史”为标题对婚礼作了报道。

那时，对英国人来讲，去中国就像去月球，是一件非常遥远神秘的事。当时也正是南京大屠杀后，抗战最艰难困苦危险的时候，但母亲毫不迟疑地跟随父亲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

这是一段漫长而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旅程。我父母先坐船到法国马赛，继而乘上盎特莱蓬(Andre le Bon)法国邮船，在海上颠簸近一个月后，抵达越南海防。在海防，他们转乘火车到河内，在河内住一宿，再到边境城镇老街住一夜，然后乘火车去昆明。赴昆明的火车只有一节车厢，样子就像是用绳子捆绑起来的铁皮箱，开起来时摇摇晃晃的，发出叽叽嘎嘎的声响，仿佛随时都会散架。蹒跚而行的火车外面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深渊，两个火车头一拉一推，噗哧噗哧艰难地行走了一整天。在我父母抵达昆明的第二天，这条铁路就被日本飞机炸毁了。

我父母在昆明等了几天后，便乘坐邮件飞机来到了父亲的家乡重庆。在重庆，他们举行了中式婚礼，英国新娘规规矩矩地向公婆行了中国式的磕头礼。父亲照重庆语音给母亲译了她的姓Scott，给她取了个寓意美丽善良的中文名字一一高施嘉德。

父亲在1939年4月带母亲一起去乐山(当时叫嘉定)。他在乐山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校长刘式庵是安徽人，留英的老前辈，夫人也是英国人。
1940年2月17日，我的大姐醇英在重庆南岸加拿大教会医院出世，她的样子完全是个洋娃娃，可爱极了，全医院的人都跑来看她，看我母亲。其中有一位中文名叫汪小玲的德国犹太人，她嫁给了一个中国人，逃离了法西斯德国，跟中国人并肩参加抗日战争，是个随军护士，受了伤也住在医院。母亲生醇英时痛得尖声大叫，汪小玲闻声马上来看这位难产的英国少妇。从此她们就成了好朋友。

乐山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家居。当时，日军疯狂轰炸乐山，我父母经常去吃的美味红油抄手的乡村小饭铺也惨遭夷平。

我父亲在重庆开办了理治纺织染厂。1940年他向刘校长请辞获准后就偕同妻女搬回重庆。1940年6月，父母带着才三个多月的小宝宝坐水上飞机回到重庆。半途上遇到日本轰炸机，就在他们乘坐的飞机上盘旋。飞机紧急迫降落在一条小河中，大家都上岸躲在庄稼田里。日本轰炸机造完孽飞离后，尽管当地农民在战火中自己都缺食少吃，却都拿了饭食点心茶水来送给避难乘客解饥止渴。我母亲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

重庆自1938年2月起遭受日军残酷大轰炸。日机疯狂投掷燃烧弹和炸弹，人口稠密的重庆市区陷入烈焰浓烟之中，到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祖父出资创建了重庆救火会，在日寇炸弹烧城时灭火拯救居民。他也为家族、店员修筑了防空洞，并采用防空工程处建议，挖通到有八个洞口的东水门市民公共防空隧道，与其相接。1941年9月初的一天，日军狂轰滥炸，抛下的硫磺燃烧弹在东水门公共防空隧道的洞口引起大火，炸毁了洞口。人们在烟雾弥漫之中无法出隧道，生命危急，非常恐慌。我父亲立即打开了通往高家防空洞的木栅门，维持秩序，让受困市民一个一个从我家美趣时商行的洞口疏散出去，走到街上。救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约有两千多男女老幼得救。第二天许多人都来高家磕头感谢救命之恩，而我父亲说这完全是应该的，不必谢。

在轰炸中，高家住宅曾三次被炸弹击中。其中一次炸弹掉在高家防空洞洞口附近，把母亲的左耳震聋了。

1942年秋天，祖父去世。临终前，母亲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他呼吸停止。祖父的葬礼也许是当时重庆最大的葬礼。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的有两千多人，开路的就是救火队的20匹大马。我母亲也跟所有的中国家属一样披麻戴孝，手中还拿着一根哭丧棒。由于她是逝者的大儿媳妇，高家众多的女眷就由她这位金发碧眼高鼻的英国大嫂带领牵灵。这在当时成为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