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入美国的传奇才女张爱玲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
本名张煐，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此图为
张爱玲1946年在香港的照相馆拍摄。

把“五四”运动比作交响乐

张爱玲才华横溢，3岁即会背诗，7岁写出了第一部小说，19岁成名，多部小说被奉为经典，1943年，张爱玲就已经成为上海最红的女作家了。23岁时，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三年后分手。后来因为胡兰成日伪汉奸的身份，深受牵连的张爱玲被世人公开指责谩骂，但她从不辩解，始终一言不发。

张爱玲本能地反感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学，她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上，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

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她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

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无法“写英雄”与“歌颂土改”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

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中共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露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半年后，张爱玲写出了《小艾》。她原本构思的小艾，为了脱离底层的卑微身份，曾主动挑逗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小艾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小艾才发现，发财是没有指望的。张爱玲很清楚，在当时的“新中国”，现实中真实的人性，是不能写的。所以后来她改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故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最后与排字工人结了婚，苦苦挣扎之后，小艾才等来了好世道：一个被“解放了”的“新中国”。

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会处于“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

1950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歌颂土改”，“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罗湖站与罗湖口岸之间的人行天桥
（Wpcpey/wikipeda/CC BY-SA 4.0）

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年底，中共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中共特色的“思想改造”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新中国”。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去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了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张爱玲和姑姑（维基百科）

到美国再度走红

到香港后，张爱玲很快供职于美国新闻署在香港的新闻处，两年后，她去了美国，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

在美国，张爱玲发表了英文小说《秧歌》及《赤地之恋》，张爱玲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

《秧歌》写农民在土地改革后被勒索“捐献”，终于“暴动”。女主人公纵火焚烧粮仓，后丧身火海。不久，村民们奉命备齐年礼，扭着秧歌到军属家去拜年。“秧歌”的意像，暗喻了中国人被迫装出来的笑脸及假装出的幸福，揭示了政治高压下农民的无奈与扭曲。

《赤地之恋》的时代背景是土改、“三反”运动和韩战。小说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人血淋淋的摧残与精神控制。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地主，土改扩大化，中农也变成了地主，被统统枪毙了事。村里的流氓无产者，都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他们得到了最多的实惠。无数的人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迫害，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为求自保，变成了互相“检举揭发”的仇人……个人无容身之地，更不用说自由意志了。书中有一句话：“只要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不安与恐惧扎根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即使到了海外，也难以摆脱，这几乎也是当今的现实写照了。

张爱玲这位对政治没有兴趣与热情的作家，远离大陆，却最早涉入暴力土改这段被中共有意掩盖的真实历史。至今，这两本书都被中共视为禁书。

上世纪60、70年代，张爱玲再度走红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80年代，中共有意邀她回国访问，张爱玲回绝了。

1994年，台湾《中国时报》给张爱玲颁发终身成就奖，她隔岸领奖，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台北。照片上，张爱玲手持刊有“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报纸，眼睛里，仍保留了半个世纪前的神采。

张爱玲再也没回大陆。恢复通讯不久，张爱玲打算给姑姑寄钱，后来朋友说：“汇少了不合适，汇多了，又担心政治形势还会有变化，连累姑姑。”可见那时她也是心有余悸的。

张爱玲晚年在美国离群索居，对世界、人生没有更多需求，就是不想被外界打扰。据她在美国最亲近的朋友林式同说，张爱玲看破了世事，是少有活得通透之人，她不执着、不攀缘；无是非、无贪瞋。虽然在作品里描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自己并不受七情六欲所缚。她的叙事，总是点到为止，自己从不深陷其中。她也不太留恋过去、不留恋上海，言谈上，也从不表示对什么有憎恨之意。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她也只是看看而已，从没有占有的欲望。

1995年9月8日，75岁的张爱玲被发现逝世于加州的公寓内，无疾而终，遗容安详。

有人说张爱玲晚年凄惨，隐居在非常小的房间里，没有家具，没有珠宝，不置产业。其实她帐户上有近270万元的港币（她把这笔遗产赠与了她的朋友）。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精神，被她发挥到极致。拥有财富的张爱玲不过是刻意选择了这份孤独与简单，毕竟，那是她自己可以选择的生活。

如果她不离开大陆一百个张爱玲也被压碎了

张爱玲离开大陆后，与她背景相似的人，大多都没有逃出中共的迫害。

与张爱玲齐名的苏青，也是旧上海文坛最负盛名的女作家，1949年底因找不到工作而无法糊口，曾经投稿香港报纸，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等几十篇文章，不仅没得到稿酬，反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理由是：有“讽刺新社会”的嫌疑。

后来苏青被分到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她写了很多剧本。1955年苏青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1957年被“宽大释放”后，回到剧团的苏青去给剧场看大门。文革中苏青被抄家批斗，亲属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后来她被区文化馆收留，退休时，每月退休金43.19元。晚年多病的苏青卧床，不得不请中医上门，竟为每次一元的出诊费不能报销而苦恼，她“只求早死”。1982年病危时，苏青很想再看一看自己的书《结婚十年》，却因该书被禁，遍求不得。苏青死后两年，被中共“平反”昭雪。

旧上海文坛上，与张爱玲、苏青齐名的另一女作家是关露，她是中共安排潜入日伪机构的地下党。1949年后，关露背负汉奸骂名，两次被关入秦城监狱，几度神经失常。结束十年牢狱不久，关露服药自杀。她的房间，紧挨公共厕所，连张写字的桌子都没有。

夏衍，不断反复被强迫“认罪”，遭遇近九年的“牢狱之灾”，锁骨被打断过，腿骨也被踢断过，眼睛几近失明。

将张爱玲引入上海文坛的作家周瘦鹃，1949年后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几次运动，他将毛泽东赐给他的芒果、烟卷供奉在家中“领袖像”前，直至芒果腐烂、烟卷发霉，还是恭敬供奉。文革开始后，周瘦鹃被逼跳井自杀；他的老师包天笑，因早年避居香港，逃过了一劫；张爱玲自幼热爱的作家老舍，1949年后，虽不断努力违心歌颂中共和新政权，文革中还是被逼投湖自杀；主演过张爱玲编剧的《太太万岁》的女演员上官云珠，1968年跳楼自杀；胡兰成与原配的儿子胡启，文革初期，因惧家庭出身不好自杀……

如果张爱玲不逃到香港，能躲过其后多次的政治运动吗？正如中共文人柯灵所说：如果留在大陆，一百个张爱玲也被压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