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连载四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青年远征军老兵高怀德从军记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


当时的青年远征军部分士兵退伍后转到长春青年中学继续读书。

文/吴文超

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曾有12万中国知识青年在国家存亡关头挺身而出，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踊跃报名，投笔从戎，组成中国青年远征军，对日作战。家住巴黎93区Aubervilliers市的旅法华人高怀德先生曾经就是这只青年军里的一员。最近，我们有幸对他做了采访。

高怀德今年86岁，曾在台湾军队担任少校，四十多岁赴法求学，先后获得哲学博士和文学博士。对我们的到来，他热情万分，侃侃而谈。

一、报名参军


高怀德（左）当时从军纪念照

我叫高怀德，1929年5月6日出生于陕西省长安县皇甫乡高家湾，我出生时胸前有一块印记，我的母亲对此又惊又喜，认为这是胸有大印，所以我另一名字也叫怀印。我家在当地是大家庭，父亲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五。母亲也出身富裕家庭。但这一年陕西大旱，种下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高家弟兄便分了家，家产多半分给老大，父亲和一个兄弟住在一起，后搬到西安城，在那里开了一个裁剪铺，勉强糊口。我上面还有个哥哥，我快三岁的时候，母亲又怀了妹妹，不幸难产身亡。那时我不懂事，母亲埋葬时都不知道哭，还是父亲在后面打了我一下，我才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去世后，由伯母照看我。1936年，我在当地君士小学读书，那时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就设在附近，我经常偷偷去看军人出操，从小就对军人生活产生向往。但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苦，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虽然我喜欢读书，但家里已没钱供给，不得不辍学到城里讨活。我在舅舅（伯母的弟弟）王文鹏的帮助下，在西安城贸易行找了一个学手艺的活，说是跟老板学算盘，将来好算账，可是做了一年，我连算盘珠都没摸过，只是做学徒。我一气之下炒了老板，又在城北的一个警察分局找了一份杂工。那时的生活越来越苦，有时两、三天都没吃的，只能饿肚子。分局里的厨师是个好人，他和太太、孩子都住在后面的窑洞里，他常偷偷地将馒头留下来给我吃。我在那里一面打杂一面自学文化。分局局长人特别坏，他不时找我的麻烦，还让我给他擦皮鞋。有时嫌我擦的不好，张口就骂：“你连鞋都不会擦，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事我一直记得，就在我气愤难奈的时候，西安城出现了招收青年军的广告和标语。

我们陕西有“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社会风气，可那时正是国难当头。那时日本人的飞机时常到我们陕西来轰炸，经常见到被炸弹炸的尸首不全的人，我曾就读过的学校也被扔下过炸弹，所幸无人伤亡。国仇家恨加上对军人生活的向往，让我义无反顾的去报名参加青年军。我当时只有15岁，年龄太小，我虚报了一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体检，合格后我正式入伍。由于我报名晚，虽然我住在西安，却要到远离西安的兴平县集中待发，我们的营地驻扎在兴平飞鸿小学内，待了20多天。这时哥哥找到了我，说伯母听说我要当兵哭的死去活来，让我回去。但我有自己的主意，决定的事绝不悔改。20天后，我们乘飞机到了云南曲靖。

二、曲靖集训


 高怀德和当时战友的退伍纪念照

到曲靖后，我被编为207师621团一营三连迫击炮班。属于步兵。连长杨昌显，是北方人。连里面，除了连长，还有政治指导员，教育班长，多是中央军校第十六、十七期的，他们都是大学生，年龄都不大，都有两把刷子。教育班长开始是上面派的，后来我们自己推选。我们207师是青年军独立师，下设619团、620团、621团，两个炮兵营。第一任师长是方先觉，后改为罗友伦。在曲靖，有619、621两个团驻扎在曲靖大营内，620团驻扎在曲靖的山上，我们去的话要走七、八个小时的路程。我们207师有部分人经过考核陆陆续续空运到印度（其中我的同学就在印度学会开车，我们撤离云南时就由他驾驶）。

我们的训练都很艰苦，学员们大多都亲眼目睹过日本人的野蛮统治和烧杀抢掠的暴行，对敌寇有着满腔的怒火，所以训练特别认真，大家都急切地要求学好作战本领。开始伙食还可以，有米有蔬菜。可是有的时候伙食很差，糙米里都带着沙砾，没法下咽，但没人抱怨。有两件事对我印象最深刻。我们训练时有夜行训练，我在训练时却看不到同学，有时走着走着就掉到洞里，找医生检查了一下，说我有夜盲症。同学们听说吃猪肝能改善视力，大家就凑钱给我买猪肝吃，让我感到了学员们的团结。二是政府对我们参军的有部分经济津贴，基本上都是寄给亲属。我当时是从兴平出发的，他们没有将钱寄到我西安家里，而是寄到了我的营队，结果我的补贴被营里管收发的文书贪污，最后他跑掉了。管收发的基本都是营长的亲信，我也没有追究，谁知还有一个学员也有这个情况，他去找营长，营长给他垫上了津贴，将事压了下来，同学告诉我时，我有些怪他没有叫上我一起去。

我们在营房里睡的是上下铺，每周都有一天休息，休息时，我们就去昆明、曲靖当地玩，我们还学会了几句云南话，有时也和当地居民交谈一下。

1945年3—4月间，蒋介石来营地视察，他发表了一些你们是子弟兵一类的话鼓励，希望学员们能忠诚于他。

著名剧作家田汉与四维儿童剧校的小演员们也经常来营地演出，他们的编制也在207师。

正当我们训练结束，随时准备出发打日本人的时候，传来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我们欣喜若狂，学员们相拥而泣，我们619团和621团走出营房，紧急行军至曲靖山上，同620团会师，共同庆祝抗战胜利，我们唱啊跳啊，闹腾了一夜才返回营地。日本人投降不久，我们奉命随部队去东北。我们先是乘车，车队从云南曲靖出发，田汉的四维儿童剧校是第一辆车，我们的车是第二辆，由云南经贵州到长沙。路上，田汉的第一部车翻到了沟里，所幸无人伤亡，我们的车也抛锚，只好等后面的车辆。到达长沙，我们以火车与民船水陆并进，运到汉口，由汉口乘轮船到达南京，我们本来要去中山陵瞻仰一下国父中山先生遗容，时间来不及，我们又坐船到达上海，在上海坐船开往秦皇岛，转乘北宁路火车，出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进入东北。

三、在东北

在东北，我们的目标是俄国人。有的同学被调去处理一些日军投降后的善后工作。一次在火车上，我们遇到一位同学捧着一块刻有张伯年名字的石碑，张伯年是我们的同学，好哥们，他会日语，日本人投降后，他被调去受理日本人的遣送和日侨处理问题，他有时会为同学们拿回几包糖精让我们冲甜水喝，没想到他竟去世了，我们临时在葫芦岛下车，去他的墓地祭奠了一番。在东北，我们辗转沈阳、锦州、内蒙卡尔辛屯，我在一次送情报时乘坐的牛车翻了，腿部受伤，被送进医院，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女同学，她在做护士，我这才知道青年军里也有女兵，同学相遇，虽男女有别，在战场相遇也惊喜万分，伤好后，我回到部队。不久，我们奉命为友军解围，同林彪的部队打了一仗，那一仗打的特别惨烈，连长杨昌显死了，排长也死了，班里还有两个亲弟兄林谦南、林如南都死掉了。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按当时入伍时的时间规定退役了，我转到长春青年中学继续读书。青年中学的学生都是青年军退伍的，学校完全军事化，随时要求我们听调遣、上战场。后来，内战开始，东北局势紧张，国民政府把我们青年中学的学生转移到了嘉兴。在嘉兴，青年中学后来变为了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陆军预备干部训练第一总队。大陆战事吃紧，我们随部队退到了台湾。

四、台湾生活

在台湾，207师的编号继续存在，我们继续留在207师，我进入政工干部训练班，成为第十七期学员。后来，孙立人成立干训班，我去培训了三个月，孙立人很喜欢我们，常和我们聊天。孙立人出事后，我们这批人员也受排挤，我们又进入军官学校培训班，校长是方先觉和罗友伦，后来方先觉和蒋不和，出走香港，他的书法好，我们好多同学去信跟他要字，他有求必应。后来，我们被派到金门，开始了和大陆的隔岸炮战。在金门，我通过考试，被派送到美国培训，回来后，我厌倦了军旅生涯，以少校职衔退役，选择了来法国留学并拿到哲学和文学双博士。

青年远征军简介

中国青年远征军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1943年，在大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内陆交通线在中国战场发起了最后的战略进攻。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陪都重庆，面临威胁，政府打算必要时，迁都西康。”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发表即席演讲，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

1944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发表《告知识青年书》。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在校的积极青年和国民党及政府官员子女积极响应，一时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军热潮。

1945年1月1日，应征入伍的青年远征军共12万人，正式在各基地接受训练。青年军先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如密支那、八莫、南坎、腊戌诸战役，对打通中印公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寻人启事
高曼丽女士，父亲为抗战时期芷江机场空军第九总站站长高正明中将，本报想联系采访，有知其联系方式者请与本报联系。
电话：01 45 86 01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