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权在握的习近平 也有过一段绝望的日子

发表:2019年11月08日

文革开始时,习近平刚13岁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中共党校召开的批斗会上,“打倒习近平”呼声震耳,习妈妈齐心也被迫喊口号打倒儿子……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忘年之交”杨屏在《快乐老人报》刊发文章讲述,他和习仲勋先后都下放到河南洛阳劳动,成为了“忘年交”。

1976年6月某晚8点多,杨屏来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家属区习仲勋的住处,一室一厅,连厨房厕所都加起来,总面积大约将近40平方米。

进门后,看到习仲勋反常地低头坐在八仙桌的旁边,没有看他,也没有打招呼,一脸泪痕。桌子上摆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个杯子,一瓶白酒。

习近平年轻时扛着农具的照片。
习近平年轻时扛着农具的照片。

老爷子吩咐他去厨房拿个杯子来一起喝酒,并流着眼泪说:“今天是你近平哥哥的生日,你来陪我喝点酒,给他过个生日。”他擦了好几遍眼泪说:“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杨屏回忆,习仲勋当晚哭了两个小时还不止,一边哭着,一边重复地说,对不起孩子们,对不起家里所有的人。

少时经受过非人的折磨

在习仲勋的讲述中,杨屏得知习近平年少时,经受过非人的折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习近平刚13岁,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

中央党校召开批判6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5个是大人,第一个是杨献珍,6个人戴着铁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压的受不了,习近平只好用两只手托着。

习妈妈齐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妈妈齐心被迫也要举手喊口号打倒她儿子。批斗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见。

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跑回家,妈妈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妈妈,我饿。”习近平哆哆嗦嗦地说。想让妈妈给弄点吃的,然后,进房间换衣服。

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习近平知道不是妈妈心狠,而是被迫无奈。如果不去报告,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妈妈也会被抓走,那样,远平和安安怎么办?他俩还是小孩子啊!

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当着姊姊安安和弟弟远平的面绝望地哭了,又绝望地跑进了雨夜。

最后,颐和园一个看工地的老头儿收留了他,让习近平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北京市许多城建基础设施,比如西城区的地下排污管道的修建,习近平都流过泪,因为,他干活的时候,上面有警察拿着棒子!

习仲勋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港媒曾报导,习仲勋在60年代因别人描写中共陕北根据地前领导人的小说《刘志丹》,邀请习仲勋审阅,他对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日后习仲勋被扣上“篡党篡国”的罪名。文革中受残酷迫害,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

他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一度要装疯卖儍,只为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受株连。毛泽东死后习仲勋获得平反,并被委以重任,主管广东。

从主管广东那时起,深受中共迫害之苦的习仲勋就曾告诫一个女儿,“夹着尾巴做人”。他也要求子女们有机会都“远走高飞”,留在国内“说不定某天就会受政治迫害,更不用说报效祖国了”。但他也要求留下习近平一个从政。

16岁再过生死劫

1966年,习仲勋被打为“黑帮”,正在上学的习近平作为反动学生,被关进了学习班。为了暂避风头,习近平要求响应当时的“上山下山”的要求,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插队。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1969年的冬天,16岁的习近平和其他两万多名知青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习近平回忆,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所有人都在哭泣,只有他在笑。送行的亲人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发笑。

习近平说:“我不走就要哭了。我不走的话,在北京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了。我可以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

送行的亲人听到习近平回答后破涕为笑。

习近平表示,自己当时去陕北并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栖身之地,甚至是逃避之地。

不过,从北京到农村的习近平顷刻间无法适应环境天翻地覆的改变,那里艰苦到习近平总是挨饿受冻,而且无法入眠。

三个月后,他就返回北京。没想到的是,当时北京风声正紧,习近平又被作为倒流人口被管制起来,一关就是半年。

半年后再出来,真正是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延安。这一次,他一呆就是7年。

弟弟习远平去看他时,仅一天就起了浑身的水疱,原来,习近平为防跳蚤咬,在炕席下洒了厚厚一层666粉(一种有毒农药),他一年四季就睡在666粉上。

习近平不断地对弟弟说对不起,并叮咛回家绝对不许告诉妈妈。回家后习远平还是告诉了妈妈,因为他自己浑身烂得血肉模糊的,妈妈一眼就看出来了,母子痛哭。

在梁家河村,习近平过了7年,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都干过。

《洛杉矶时代周刊》曾刊文对近平在年轻时期的艰苦条件进行详细描述:“炕上只有一张很薄的棉被,只有一个木桶当做厕所,晚餐基本只有小米粥和粗粮。”

知青“上山下乡”曾被指责是“变相劳改”,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估计在1,200万至1,800万人之间。

很多人未能获安排返回城市,知青死亡、精神分裂者为数不少。据说,1974至1979年有2万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60%是非正常死亡。成为一代人的惨痛记忆。

在中南海高层中,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令计划等人都有过类似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