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像外交官的外交官”——专访中华民国驻法国台北代表处吕庆龙代表（下）

（接上期）
记者：台湾媒体对台湾的民主自由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很重要？

吕庆龙：这个要从蒋介石总统到台湾以后开始戒严，一直到1987年才解严谈起。其实戒严期间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受太大影响，也不会看到到处的军队、枪枝，没有，也没有宵禁——就是晚上不能出门，在台湾的话你照样出来。台湾当时所谓的戒严法（Martial Law）引起国际上很大的误解，但不管怎么样台湾的戒严法是存在的。当时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发展，所以媒体方面是受管制的。
我们举简单的例子，广播电台、电视台家数有限，电视台只有三家：台视，中视，华视（教育电台不算）。从解严之后就没有报禁、党禁。解严前成立政党是受限的，后来广播全部都自由化了。解严前，广播电台要申请新的频道很困难的。报纸只有六页，我们叫三大张，三页乘二，一共六个版三大张，解严之后自由化就可以申请。在每个国家都一样，有些人就想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或者取得更大的影响力。自由化的结果，你只要符合成立电视台、广播、报社的条件，你就有权利去申请，这就是民主和自由的一环。

台北自由广场（摄影/吕庆龙）

我们看现在台湾一百多个电视台，包括宗教、文化、艺术、地方风味，还有包括十三、四个新闻台，包括购物台在内，这些都是自由竞争。现在你看到某一个节目受到重视，做民调的时候收视率超过1.5%的话，大家都很高兴。如果回到解严之前，三家电视台民调都是百分之二十几。很简单，自由化的结果就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民调的比例会降低是很正常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那么多电视台你看得完么？我常常开玩笑，到台湾去最好的运动就是手指运动，选择电视台按得都手酸。因为它的市场是这样的，你不能经营的就倒闭嘛，或者别人买走。像最近的黎大老板脱手《苹果日报》，台湾就有人去买，不管怎么样台湾的媒体生态跟台湾的民主深化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威权时代，不利于公共政策，不利于政府形象的，都登不出来。现在不会了，没有人敢打电话叫你不要登，而且你这样讲也没有用，现在的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可以监督公务员，可以监督政策，甚至可以影响政策。媒体的报道还有一点，这一点是自由世界里都有的正常现象，叫“爆料专线”。电视台他有爆料专线，媒体也有爆料专线，你觉得哪里不公平的不对的——“不公不正不义”的，你都可以去爆料。投书也好，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在台湾的网络，那种自由的程度是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到的，因为他百无禁忌嘛，不像中国大陆一样还有管制。

所以你的部落格也好，你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这是民主的一个表象。所以电视台那么多就让观众来选择，当你有选择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就当家作主了。我可以选择要看，也可以选择不看，也有人不看电视啊。台湾也有NGO（非政府组织），鼓励大家不要看电视，走出郊外，去保护环境，去捡地上的垃圾，或者大家联合起来全城骑脚踏车，鼓励大家少开车。这是个很可爱的现象。所以媒体对一个国家来讲，当他可以自由的去发展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民主国家，真正的民主国家，否则那种受到控制的民主就是假象的民主。民主绝对是一个普世价值，不应该说在台湾的华人才可以享受民主，没有那回事。大陆的观光客去年到台湾超过200万人次，他们到香港、到台湾的时候就可享受民主，这个价值绝对是普世的，不是说只有台湾才可以有。人们不能选择国家去出生，自由民主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当然就是普世价值了。

所以媒体对台湾的发展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绝对是民主化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摄影/吕庆龙）

记者：您对壹传媒并购案有什么看法？

吕庆龙：你说苹果集团并购案是吧？台湾的新闻自由包括经济自由、社会自由，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将本求利。当年苹果集团进来的时候我们在台北，那时候的外交部长是简又新。主管开会时，他就说各位主管大家要小心，苹果集团——《苹果日报》就要进来了，各位以后的生活要检点一点，多注意一点，否则被这些狗仔队拍到的话你会很难堪。没错那是一个警告，可是相对的因为这样，让社会有更多的监督。很多记者都跑到《苹果日报》去，大家对它负面的批评是“太Sensational（煽情化）”、“图片太夸张”。可是他们图片要求都要是真的，不能作假的，他们要求很严的。另外就是要求真实的故事，即使真实的故事可能会是丑陋的。

今天台湾社会允许这种媒体存在的话，那就表示他有一定的自由，他也接受市场的机制。因为有第二个市场的机制，所以当他不能经营的时候，亏本的时候，为什么会亏本？第一个当然是广告量，第二个是销售量。当他的成本支出大于他的收入的时候，就会有亏本的现象出现，因为他的记者薪资都很好，比其它所有的报纸都好，成本高嘛。如果成本高，现在因为网络发达，所以苹果日报纸本的销售自然就会受到冲击，跟全世界都一样。这种情形之下也包括一件事，这些电视或你提供的讯息，那是一个商业行为，民众、观众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或者说不愿意再去多买的时候，你就会有逆差、赔钱的现象出现。你赔钱就要看你的老板黎先生要不要继续投资，这是他的决定。所以对我来讲，不管哪一个集团，哪一个报业，第一个要看的是你有没有生存的空间，最重要的是生存的品质，这个品质就是自由的程度。在台湾绝对是OK的，很好的。至于说市场的竞争本来就是市场的机制，不行就淘汰。

这就是为什么在台湾我们最了不起的就是政党轮替，民主自由。你不行下台换别人当，这不是很好么，这不是符合全世界大家所讲的真正的民主自由？台湾最骄傲的地方之一，除了科技以外，除了HTC宏达电、宏基和华硕以外，厉害的地方也在这里。这一点对媒体这样子，因为有这个生态再加上经济自由制度，公平开放，谁有能力竞争谁就起来，很好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机制，接下来谁来经营，会不会经营得更好那就让老百姓来选择了。你能赚钱就做下去，不能赚钱就转手，也没有不好，这是民主深化的必然结果。

记者：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好外交工作？

吕庆龙：作为国家的外交人员所希望的当然是国家更好，哪一个阵营来执政对我们来讲都一样。我们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只是执行者。但当你看到你的国家是正常的、健全的、民主的，你也觉得很安慰，你会觉得很骄傲。要是今天我的国家不民主、不自由、独裁、见不得人的事情一堆，人家对你印象坏透了，我们也不见得今天敢请你们来，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观察。所以台湾这方面的表现老实讲是可圈可点的，我觉得是非常骄傲的事情。

今天我可以大胆地说，只要你了解台湾保证你会爱台湾，应该尊敬在台湾的这些人，这样的环境，能够走到这里的真的太不容易了。
这个就是国际沟通了，对我来讲哪一个国家都一样，你都要懂得怎样去行销怎样去沟通。那我今天沟通的国家是一个可爱的国家，它也有很多的缺点，跟大家一样。可是倒过来讲，国际社会看台湾，有时候台湾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也很懊恼的。可是那没有办法，这就是国际的现实。所以我在办外交工作三十几年，都要退休了，我一直想跟同事分享办外交的三大要件：
第一个要有国家实力。你没有国家实力，你的HTC、Asus、Acer、MSI就卖不出去。因为今天台湾有实力，才可以一直在那个地方，继续存在、发展。

第二个是你不能一厢情愿。国际社会里面你是成员没有错，可是因为牵扯国际社会各个成员的现实问题或者实际利益的问题，你不能一厢情愿。我举一个例子，台湾争取成为世界卫生大会——每年五月第三个礼拜一开始的国际卫生会议，为了争取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年会（WHA）的观察员，台湾努力了13年才进去。这个案子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是我去设的，我去支援还包括在那边工作，我一共去了九次，去的次数是外交部最多的。台湾想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理论上应该是任何国家地区都可以参加，为什么？就纯粹谈健康嘛，细菌没有国界。当年非典型肺炎（SARS）的时候，疫苗不必申请签证，它不是只到台湾，任何地方都可能去。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之外，你不觉得这很不正常么？可是因为政治因素台湾一直努力要进去，就是进不去。如果你一厢情愿的认为理所当然的要进去，可是你看到了现实面，有人不让你进去，不愿意看到台湾出现，你就不能一厢情愿。
但是你不努力就更没希望，所以我就要讲第三点，要沉得住气。沉得住气的前提就是要去努力。努力包括什么：一方面改善台湾的卫生。今天台湾人民的平均寿命，男士76岁，跟法国男士是一样的；女士82岁，法国女士84岁，台湾也不错。台湾的医疗卫生做得这么好，每年医疗支出占GDP百分之六以上，又有能力援外，但是却被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之外这不是很不公平的么？所以你就要努力去沟通，你继续对国际社会做贡献，你不能一厢情愿，还要沉得住气。

归结起来，三大要件：国家实力，不能一厢情愿，还要沉得住气。这就是我能留给同事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都很实际的。你处境困难是一回事，要是不去努力的话更不会有今天。开玩笑有人说今天台湾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是个不正常的国家，这个不对。台湾唯一不正常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没有外债，没有一毛钱的外债，你可以说他不正常。因为全世界财经都有问题，可是台湾不仅外汇存底已超过四千亿美金，而且它没有一点外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台北卖甘蔗的摊位（摄影/吕庆龙）

记者：台湾的健保系统也没有负债吗？

吕庆龙：台湾的健保系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十七年前开始推动到现在，当然你看到它有亏损，如果你拿它跟全世界各国健保制度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几个特殊现象。哪里有说十七年到现在，物价不知道涨了多少，台湾很多的国会议员，他们所谓的保护国民的权利不准涨价。薪水都会涨，物价都会涨，为什么健保不可以涨？我们这个社会就出现了这一种为老百姓利益来看守、监督国家政策的，这种现象是可以检讨的，可以讨论的。你要让他良好运作，每隔几年要反映成本。大家开车要买汽油，汽油进口成本高你就调高，低你就降低，这是合理的。

我们现在开始“二代健保”，调整保费让有钱的人多交一点钱。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值得去思考的。在这种情形下现在的健保是亏空的，不调整的话会亏得越多，但是拿它跟法国来比，我们用数据来说，英国经济学人集团期刊评比全球27国健保制度，台湾名列第二位。

今天的台湾健保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财务结构的问题，他一直都没有调涨，没有调涨就会降低成本，这个就牵扯到医疗服务、医疗水准、医疗设备还有药品。这些都尽量想办法去节省。另外一个就是民众，因为民众是医疗关系，因为是免费或者很便宜的，就会有浪费的现象出现。怎么让这些浪费现象减少，很多地方讲出来可能都不会相信，有很多国民一天到晚去看病，拿到药品之后拿到中国大陆给他们的亲戚用，这我们也管不着，为什么？因为他有权利去看病，看完病就去开药，药他不一定会用，会存下来，去大陆观光的时候交给他的亲戚。这不能说是谁的错，这是一个制度上的瑕疵，这个瑕疵似乎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它。

所以你看到台湾的医疗制度从1995年开始实施到现在，我们开玩笑，如果能够存在，也已经有“二代健保”，那就表示有两个讯息：

第一，这个制度是好的，满意度一直都超过75%，不容易，国家政策获民众满意度一直超过这个百分比的确不容易。第二个大家也会比较务实一点，要调整健保费台湾这几年来是吵翻天了，吵得要死。钱赚得多要缴多点，例如从今年开始一年的存款超过20万新台币的话，要多交5%的税金给政府做健保用。民主国家嘛，民主社会嘛，可以探讨啊，立法院通过就去做。刚刚讲这是一个有趣的议题，有趣就在这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健保像台湾这样十七年不调保费的，当然这个保费就是政府跟民间，受雇人跟企业主彼此有一定程度的分担，这是跟全世界一样。跟全世界最不一样的就是竟然十七年才调整保费，这个是很奇怪的。我跟法国朋友讲，他们说怎么可能做到呢？第二个是你们怎么会这样做？这个就是台湾可爱，也是伤脑筋的地方。

记者：可否谈谈台湾的医疗健保？

吕庆龙：在台湾谈到医疗的话太骄傲了，二十四小时都可以要到预约，在法国生病要看医生有没有空。台湾的医疗水准在全世界前十名之内，就是因为有这些条件台湾人民都被惯坏了。

记者：台湾健保是全包吗？包括看牙医？

吕庆龙：是啊，当然是全保。医疗，所有医疗行为都包括在内。这个就是台湾让世界惊讶的地方，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评比不是台湾自己公布的，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资料。

记者：在法国看牙医不是百分之百能给报销的。

吕庆龙：在台湾拔牙跟医生预约，缴的只是挂号费而已。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是在台湾落实的。老百姓不用再为自己的健康担心，这就是很大的福报了。

台北电器城（摄影/吕庆龙）

记者：您认为大陆新领导人上台后，今后两岸关系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吕庆龙：我们应该这样看，中国大陆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的思维会不会有不同，会，应该会，时代不同，经验不同。但是谈到台湾问题，习近平以前在福建的时候，台湾到深圳去投资，包括富士康，台湾最大的投资，那时候有很好的互动，所以他对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刚刚讲办外交不能一厢情愿，刚才我讲外交的三大要件，不能一厢情愿，你不能这样断定他对台湾更好或更不好。

老实讲今天台湾人民有自由、有民主，什么都有，当然也有反对的，也有不愿意跟中国大陆交往的，可是我们会看到大家因为两岸的互动、彼此的了解是增进的，它的发展是正面的，但是你也要看到台湾人民对未来的不安感在哪里。哪一天被中国大陆拿走的话，我的制度跟你一样的话，那我不要，这是台湾人民不安的地方。相对的，你会看到台湾人民对自己的信心，我只要继续发展我的经济，保持我的竞争力，我要的是我好的制度。

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常常讲的，让时间来解决，去找最好的方式，让制度来竞争，因为现在制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到最后，大家不要打仗，以平和的方式解决。台湾当然希望稳定发展，两岸已经上了一条好的路，方向也对了，哪一边要担负把关系弄不好的责任？这个要看，一方面要看台湾这样发展的结果，两岸互动的结果，会不会有政党不愿意这种方式。台湾大多数民调的结果是希望维持安定，两岸维持良好的互动，在和平当中，统一、独立就让时间来解决。大陆为了收回台湾，到现在什么方式都试过了，但是台湾人民不想死啊，也不投降，那就调整方向吧。不要忘了逼也没用，逼得台湾人民更讨厌你的话，就离你的目标越远的。所以中国大陆千万要注意一点，不能嘴巴说要统一，但做的却是把台湾人民推得远远的，这个就不是聪明了。

相对的，就台湾人民来讲，他们很务实，要的也不多，能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有尊严的日子，人民外出旅行时可以获得应有的待遇。讲笑话，去年十一月一日开始台湾得到美国免签证待遇，现在台湾得到世界129个国家和地区免签证，包括美国。美国这么大的国家，台湾是美国第37个免签证的国家，是唯一没有邦交的国家，大陆就有网民讲，“奇怪，台湾不是大陆的一省吗，为什么台湾人民到美国不用办签证而我们要呢？我们应该想办法取得台湾的护照。”这个说明了什么？第一个因为国际社会看待台湾人民的表现，会觉得很放心。这个放心我举个例子，今天法国的监狱里面，找不到半个台湾人，没有半个不就一个都没有了，台湾人民今天表现不错。相对的国际社会看台湾，你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老百姓表现也不错，你的人民到我这里来观光旅游我是放心的，我不会担心你贩毒、洗钱、赖着不走，都不会。这就值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好去思考了，怎么样能让全世界对我放心。

两岸关系我们看得出来，应该有更多的理由去相信，现在的关系是平稳的、平顺的、良性发展的。是不是要维持它，继续给两岸带来更多的交流、更好的互动，这也是中国大陆的挑战。对台湾来讲也是希望这样子的。很多因素不是单方面的，刚刚我也讲不能一厢情愿。大陆对我不好了，台湾人民也会反弹的。今天大陆是个市场，台湾当然也是一个市场。相对的就看到人的基本价值——尊严，你要台湾人民跟你统一，你又觉得这些人很讨厌，我根本不喜欢你，那就是一种说谎。以台湾人民来讲能够生活正常、有尊严就够了，也不要求什么。会有独立思想不愿意跟中国大陆在一起，是因为你逼我走这条路，还没有成为中国的一省就糟蹋我、羞辱我，要真的成为一省了之后，那岂不是搞不好连投票的资格都没有了。这些方面中国大陆要懂得沟通，但是在实务上不要老是打压台湾，没有意义，把台湾人民打得恨得你痒痒的，这有什么好处呢？两岸关系没有搞好对中国大陆也是减分。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全世界都在乎存在的一个国家，中国一定要把它消灭。一方面要消灭也很费神，另一方面你善待它，让两岸关系能够正常，全世界也都会看到，这是中国的利益。我还很佩服马英九总统，他想出搁置争议，让时间来解决，让制度来见证。

台湾也有人不赞成“九二共识”的。那就要看中国大陆想的是在既有的关系上继续改善，或者是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展现出自我的独断，独断就是只想到自己。我会认为中国大陆在未来会变得比较务实，起码要去分析国际社会，或者给国际社会良好形象，这是个重要的因素。现在的团队跟以前不一样，成长的过程跟以前不一样，接触的对象不一样，接下来特别是面对国内年轻的一代，海归派也好，别的派也好，国内社会当然比以前开放很多了。开放的结果就像我以前讲的，民主自由就像爱情的滋味，对于年轻人而言，当他们品尝到了以后，就没有人挡得住了。

记者：在您的外交官生涯中最难忘的是什么事情？

吕庆龙：有啊，很多时候你会气得要死。譬如说台湾2009年加入世界卫生大会之后，UNESCO（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在巴黎很有名对不对，台湾的文化活动表现很不错嘛，跟国际互动也很不错，大概你不知道台湾人民拿台湾护照连UNESCO都进不去，好像UNESCO是中国大陆开的，因为中国大陆规定里面的人不准让台湾人民进去，他们特别还讲台湾参于世界卫生大会是特例，联合国官员不得与台湾有任何官方的接触，台湾人民只要拿护照都不能进去。由于这些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公务员如果让台湾人民进去的话，中国大陆外交官员就会一天到晚找他们麻烦。

另一个不好笑的笑话，UNESCO我曾进去过三次，都是开国际会议，我没有拿我的护照，拿我的居留证和邀请卡，人家没有注意看就让我进去了。好像我是坏人不受欢迎混进去一样，这个让我觉得很没有尊严，难道我作为台湾人民有什么错吗？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在国际领域里面没有理智，不理性打压台湾的后续效应。中国的外交官知不知道？知道。北京知不知道？说不定知道，说不定不知道。可是如果你的国家政策是让两岸关系继续改善的话，这种动作，文雅点讲就是很不能接受。

还有一个最不好听的笑话。我是扶轮社的会员，有一年国际扶轮社的总社社长要到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的总部访问，本来是跟我同一社的社友接待他，结果那一天他临时有事，请我代替他去。我就开着车带总社社长到世界卫生大会的总部，我到了楼下，因为我的脸孔人家知道，我开玩笑说我是黑名单，黑名单就黑名单吧。我陪总社社长见执行长办公室的主任，一个英国人。我们上去等了将近二十分钟，他从办公室里出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开骂，还好我听得懂英语，他说吕先生，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来了，他吓了我一跳，坐都没有坐下，站着讲。总社长问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能不能坐下来谈。坐下来之后总社长跟他讲，“吕先生是扶轮社的社员，我来日内瓦的访问一部分的行程是他来陪我。”这样讲对方才知道是这样子，他以为我借着扶轮社的机会闯到里面要干嘛。拜托，扶轮社有一个一亿七千万的“消除小儿麻痹”的计划，台湾的扶轮社捐了三千万美金，台湾扶轮社每一年的捐款算起来每年都是前五名的国家。台湾扶轮社捐了三千万美金，扶轮社总社捐给WHO的钱有一部分是来自台湾，更何况我是扶轮社员，我是总社长请来的，那你为什么要解读我来这里是为了做什么政治活动？千错万错就是台湾不知道怎么去投降，不愿意接受投降，也不死心，想办法去做国际参与。有一阵子大陆都说台湾是问题制造者，《时代杂志》（《Time》）登过漫画，好比一条狼要吃一只兔子，你不是叫狼不要吃兔子，而是要兔子乖乖的被狼吃掉，问题就没有了。倒过来讲，那次扶轮社活动给我的经验，总社长都说这个不对啊，台湾表现得这么好，今天你来他对你的这种态度这么不好，他应该说对不起。

另一个笑话就比较好笑。《光明日报》派驻日内瓦的特派员有机会就跟我聊天，我是有什么话就说什么。他说吕博士，你要去海地，我们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团让我转告一句话，他们很高兴，一位讨厌的台湾人走了！我说“哦，这样子，你回报说不要高兴得太早，来接我的比我更讨厌！”

台北夜市（摄影/吕庆龙）

记者：在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下，台湾很多工厂都搬到大陆去了，失业率飙高，也可能造成台湾高科技产业逐渐流失，如何面对这些社会问题？
吕庆龙：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有竞争，有竞争就牵扯到两个：去大陆的是不是都赚钱？留在台湾，你不走永远没希望，走了话还有希望。把技术人才带到大陆去，我们不能否认台湾对大陆的发展没有贡献，台湾的贡献绝对全世界都知道，包括两千亿美元以上的资金。有人讲不止两千亿，我说没关系，就算两千亿也很多了。100万的精英在大陆生活，影响大陆，提升大陆的基本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这就是贡献，更何况创造了2,300万的就业机会。

接下来中国大陆发展的结果，现在中国大陆提供的优惠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大陆起来了，有污染的工业也不要了，很多产业不希望你继续再做了。现在台湾有很多产业往台湾回流，因为台湾是自由市场经济，就像我讲的台湾是个不可能停止进步的国家，跟所有人面对的挑战都一样，这个国家可爱的地方是他的老百姓特别有韧性，最简单的解读当他不想死的时候就不会死，他会去努力，他会去用功。对台湾经济发展这个是一个现象没有错，也因为这样造成台湾失业率的一环。台湾失业率现在4.3%，跟法国超过10%比较好过太多了，但这样就将近50万失业者，对台湾是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台湾怎样在全球竞争力当中找到自己的生路，强化自己的竞争力就很重要。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台湾的科技研发（R&D）占GDP的3%。我们比法国投资还多，他们是2.2%，因为他们是大国，所以金额多。我们比法国厉害的是台湾72%是来自民间投资，法国是50%，法国为什么愿在科技上跟台湾合作，因为台湾有她的优势。他们也看得出来这么小的国家可以有这么靓丽的表现，双赢。所以台湾这个国家只会越来越好。

记者：台湾民主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

吕庆龙：台湾的民主发展，第一个会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成熟；台湾人民的素养会越来越高。现在你还能看到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当中，还有地方好像谁讲大声谁比较赢，但是这个情况会改善，台湾的老百姓在成长当中。比如《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签之前，不是吵翻天了么，签了之后大家一看，原来不是有些人讲的那样子——工人会失业，农民没法活——没有，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家都好。对民主来讲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刚才讲的台湾是一个不可能停止进步的国家，所以台湾的民主会越来越成熟，过程当中可能会很热闹，但是台湾的安定是存在的，因为大家的素养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台湾的民主发展不必担心，大家等着看热闹，而且是愉快地看热闹。

记者：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钱复曾说您是最不像外交官的外交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如何创造亲和魅力呢？

吕庆龙：他讲这个是有很深入的观察，因为我在他的办公室做过，我结婚的时候就是请他证婚的。我在行政院新闻局的时候他当新闻局局长，陪外宾去见他我没有一次迟到的，他要求陪同人员不准迟到，迟到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下面一个约会的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要怎么样准时是你的事情。这是训练，这是要求，这也是个礼貌。他后来当部长找我到部长室帮忙，我当然乐意从命。对我来讲有机会能够跟这么一个好的长官学习，特别我第二次回来时，法国这边需要一个业务组组长。曾有其他长官认为不可能放人，钱部长说没关系，在台北要找一个替代我的人（当时我兼任总统府及行政院的法语传译，还有管电报）很容易，在巴黎找一个法语没问题，去就能马上工作的不容易，所以你就去吧。我们这位敬爱的长官真是了不起！

至于说我是最不像大使的大使，这样讲我也很感谢啦，对我来讲大使只是一个工作，只是一个头衔。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大使，重点在于你能不能发挥你的专业，能不能为了你的国家利益你放下身段到处跟人家交朋友，让你的国家获得利益，让人家了解台湾这才重要嘛。就像我们看甘蔗长大的乡下人，就是要务实。部长的礼赞就是说这个人在工作方面是很务实的，这样讲很对，我要不告诉你我是谁的话，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一定要你知道我是谁啊。重点是当你跟我们互动，当你跟我们结善缘的时候会觉得很舒服，觉得台湾不错，就够了。

以前我们在海地大使馆的时候请来一位秘书，工作了八年了，老是打错字。有一次一封信又打错了，她拿来给我一看，我没讲话，面带微笑抬头看她，她说“不是我的错”。我说“哦，不是你的错，那就是打字机的错了，打字机打错了”。她还很自在“不是不是……”。“那不是喽就是写信人的错，他不写信给我们，我们就不必回，所以就是他的错。”她说“也不是”。“如果都不是的话那就是我的错，因为我看出你的错来，所以很抱歉，一切都是我的错，哈哈！”

后记：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对吕庆龙先生的采访，他用浅显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他的外交生涯，为我们解答了有关台湾民主制度以及法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位被称为“最不像外交官的外交官”，以其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为他即将离职感到惋惜。在此感谢吕庆龙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看中国》的采访，祝愿他在退休生活中身体健康、快乐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