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之忆 旅法抗战华人功臣钱直向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连载2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

钱直向（1912-2006）和他的日记摘录

文/吴文超

钱直向，又名志襄，别号子翔，笔名拙翁，1912年5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元头村。钱直向于1936年赴法留学，半工半读就读于格城大学，主攻文学，兼读政治经济学。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文学硕士学位。钱直向少有大志，学业有成，本在异国可以施展抱负，但当时侵华日军节节进逼，南京失守，武汉告急，祖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素有爱国之志的钱直向怎能为了个人前途，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他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情，毅然于1938年回国，当时家乡已经沦陷，他便到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请缨报国，积极参加了神圣的抗日救亡工作。他由于办事干练，卓有成效，得到外交部的赏识，半年后，授以二秘衔，派往巴黎，担任李石曾领导的中国驻欧洲代表团机要秘书，除直接致力争取友邦援助中国抗日工作外，还间接协助日内瓦中国图书馆、里昂中法大学和巴黎华侨协社工作。欧战开始，法国沦亡，中法交通阻隔，联系中断，钱直向无法回国，开始了华侨生活。

1940年6月，德法停战后，法国成立维希政府，其政治、经济、外交都失去自主权，全受德国控制，国民党总裁代表在法国已无法工作，再留下去就毫无意义了。宋子文部长多次来电催请李石曾代表去美国。1941年春，李石曾决定离开，那时中国政府和西班牙弗朗哥政府还未复交，外交护照不适用，李石曾就在马赛领事馆换成银行家身份普通护照取道西班牙、葡萄牙去新大陆。在法国的代表团工作看起来已经结束，实则由钱直向留守，继续工作，因许多文件不能携带，但又要检查一遍，时间来不及，钱直向就带几个箱子上车送李石曾，以便在车上看。李石曾和钱直向相处多年，在战乱之际分手，让钱直向独自留在危险之地，很是担忧，他给钱直向留下四句赠言：“休养锻炼、艰苦卓绝、胆大心细、形圆智方”，以鼓励和安慰。

钱直向本应该在“中立区”下车，俩人光顾说话，火车直接开到了西班牙边界。这里一个车站两国用，一边是法国税关，一边是西班牙的，李石曾护照有两国签证，顺利通过，钱直向带着箱子要折回，引起税警注意和怀疑，要来检查钱直向的行李，钱直向急了，箱子里的文件大都是反对德日意“轴心国”的资料，同时，还有法国激进党秘书长陶乃雍托钱直向带给伦敦戴高乐将军的密函，密函一直放在钱直向的鞋垫里，万一被发现，便有生命之危。钱直向急中生智，他灵机一动，他的护照没换，仍是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红皮外交护照，他现在仍是在法国境内，他拿着护照据理力争，身为外交人员不得检查。僵持许久，直到中午下班，税警去吃饭，留下一个带枪警察看管钱直向，不让他离开站台。钱直向看到边境车站，到处都是铁栅栏围着，车站上有辆空车，钱直向就要求到空车上休息。法国警察正和西班牙同行在私下交换物品，正嫌钱直向碍眼，就答应了他上车。

钱直向上车后先将给戴高乐将军的密函掏出来撕碎，欲丢进厕所，但碎纸会漏到地轨，他发现车顶上有个调气筒，车行时可以往里灌风，就将碎片塞到调气筒里，重要的证据处理掉，箱子里的文件都是有关德日意政治的，和军事没多大关系，大不了被抓坐牢，不会有杀头之祸。钱直向有了底气，精神不觉一震，下午人来上班时，警察不禁要开箱检查，还要搜身。钱直向坚决不从，大声抗争，经过很长时间辩解，对方只好给维希政府打电话咨询处理意见，也不得要领。最后，抗争终见成效，来了一位高级官员，很有礼貌地和钱直向接谈，说是在边境上，战争期间工作人员不得不执行任务，一切都是误会，请原谅。并说战时下午已无火车开行，为避免在小城镇过夜，他们可以开车将他送到目的地。钱直向见好就收，表示要去马赛，对方果然照办。一场虚惊，化险为夷。

第二天，钱直向去马赛领事馆等侯陈忠钧领事，恰巧李石曾从里斯本打来电话问询钱直向的事，他认为钱直向被海关扣留了。在边境检查时就想留下来陪着，被钱直向用中国话劝走，直到钱直向亲自接听电话，才放下心来。

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社会党、激进党等众多政党组织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进行地下抵抗德国法西斯活动，当时经费非常紧张，为坚持长期抗战，法国人民阵线决定将一部分捐赠的经费转移到瑞士银行暂存，以备后用。经办人激进党秘书长找到李石曾和钱直向两位同情人商量，决定派钱直向负责移送，今后如需支取这笔存款，必须有他们三人中的两人签字才有效。钱直向把金条和美金装入皮箱，乘火车出发。下车后，钱直向发现站台有德军把守，正在逐个搜查旅客行李，他想这笔经费一旦被搜出，不仅仅是自己危险，而且重要的是法国人民阵线财政将遭受损失，怎么办？前进危险，后退无路。在这紧要关头，钱直向仍然保持头脑清醒，转念一想：我有外交护照，外交人员的行李是免检的，我应该镇静自若地闯过去。钱直向随即主动掏出护照递给德军。德军一看来人派头不凡，又是外交护照，马上放行了，钱直向于是顺利地将这笔经费存进了瑞士银行。

经过一段时间，法国人民阵线需要动用这笔经费，激进党秘书长来找钱直向，希望钱直向签名，由他去瑞士取出这笔款项。为了防止边境上的德军找麻烦，钱直向在白纸上签好名字，由这位激进党秘书长带到瑞士后再签上自己的名字，取出了这笔款项，以付抗德法国人民阵线之急用。抗德战争结束后，法国下议院议长艾里欧、殖民部长穆岱和上议院秘书长陶乃雍三人提议，要给予钱直向奖章。钱直向认为，抗德期间，为反法西斯做些工作，也是一个侨民份内的事，乃婉言谢绝。

1942年春天一个早晨，一位外籍女生跑来告诉钱直向，她的中国男友被德国占领军抓去了，叫他和他的中国朋友赶紧逃跑，不多会儿，几位中国同学也来谈此事，全都惊惶不定，钱直向想：德军真要拘捕中国学生，逃到哪里也躲不过，与其乱跑胡躲，不如索性去德军司令部问个明白，他们为什么拘捕中国学生？有个同学不赞成，他提出自己要逃到乡下去，并警告钱直向不要乱出主意。一位同学被他的勇气打动，愿意陪他一起去司令部，钱直向提醒他想清楚，这如同入“虎穴”，别人躲都来不及，我们是主动送上门去。

通常，占领军常以军法处理事，十人进去，九人难得生还。他见同学没有退缩，于是俩人就冒冒失失去“探险”，以往宁愿绕路也要避开德军军部门口的中国青年，这次竟昂然而入，被守卫兵喝住，经说明来意，才叫到挂号处，声明：“要求见司令打听为何拘捕中国学生。”填好表格，留下身份证，被要求第二天来听信，战争期间无身份证携带，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可事到如今，欲罢不能，只能硬着头皮照办，在回家路上都捏一把汗，忐忑不安。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俩人巴不迭地跑去问消息，勤务兵带着不屑传达的神气说：“两个学生就要见我们的司令？”没想到，司令没有拒绝，答应接见。这位司令，五十岁上下，身体颀长，他态度和蔼，以礼相待，他问明理由，钱直向告诉他，“中国已无外交人员驻法，我们是以同胞关系，来了解拘押中国学生原因的。”司令不说别的，先问俩人属于南京政府还是重庆政府。这时的汪精卫已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且和德国建有邦交。钱直向万没想到他会有如此一问，吃了一惊。说属重庆，为敌国人民，有可能被投入集中营。若说属南京，则可以“友邦国民”相待，两者差别极大，稍有不慎会有不测的后果。可是国家的尊严，民族的立场高于一切，即使有大难于当前，也不能出卖人格。于是，钱直向答道；“我出国时只有国民政府，数年来连家信都没有，更不知有第二个政府。”司令粲然一笑，说是滑头的回答，但不再追究。他把卷宗打开，拿出被捕同学的案卷，只见信封上写着“伦敦戴高乐将军总部收”发信人赫然写着被捕同学的名字和住址。就这一点，就可罗列同学一条大罪。钱直向急忙向司令辩说；“我同学再鲁莽，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地闯祸，肯定是他人冒用他的名字写的，请司令让他当面写，定准不是他的笔体。”司令说，他无权处理，需柏林派人来审讯。他最后说他曾在中国德国军事顾问团呆过，对中国有感情，决不亏待中国人。钱直向要求探监、送食品，送书籍都予批准。

后来，这位同学因没有确凿证据定罪被释放。消息传出，钱直向的勇气和正直在巴黎一时被传为佳话。

1943年，德军占领法国后扶植了贝当傀儡政府，原法国下议院议长、著名的抗德战士艾里欧被德军软禁在维希，失去自由，一般人都不敢去探望他。一天，钱直向和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刘先纬到了维希，冒着被德军抓住杀头的危险，进入艾里欧被德军软禁的住处，去探望这位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的抗德战士。在十分寂寞、苦闷中度日的艾里欧，看到两位中国青年来看望他，既惊讶又高兴，双方倾谈了一个多小时。钱直向和刘先纬临走时，艾里欧亲笔写了一封给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托他们想办法转交。门外有德军暗探在盯梢，如何能把信安全带出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一旦被发现，非但完不成艾里欧的委托，同时还有杀身之祸。商量再三，他们把手提包的夹衬用小刀割开，将信放入夹衬里，再缝好。出来后大大方方地拎着手提包，结果德国看守人员看了一下就把他们放行了。

为了完成艾里欧的委托，他俩立即做了分工，刘先纬到了美国与美国有关当局取得联系。钱直向则和法国当时的反德武装反映情况，最后，美法反德同盟军做了研究，决定武装救出被囚禁的艾里欧。拯救计划、武装人员的联系线路都做了周密的安排，但是，距拯救行动还差两个月时间，抗德同盟国已开始反击，此计划遂被临时取消。艾里欧被德军押往德国，抗德胜利后，艾里欧回到法国，在法国新政府里重新当选为下议院议长。

后来，在艾里欧庆祝八十寿辰时，钱直向也被邀参加了盛会。在法国政界、军界、商界著名人士云集的祝寿大典上，艾里欧一眼就看到了钱直向，他拉着钱直向的手，大声地将他介绍给在场的各位贵宾说：“我被贝当政府软禁时，只有中国人来看我，就是这位在座的钱先生。”整个大厅报以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