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是被大逃港逼出来的? 逃港的大陆人 中国柏林墙的故事

江峰

委内瑞拉，一个曾经是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后，2000万人口，360万人选择外逃，刷新了近代和平时期民众用脚投票的新记录。汹涌的人群挤满玻利瓦尔国际大桥的照片震惊全球。

熟悉历史的人们，对这一切并不陌生。这一幕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时期都发生过。东德人冒死翻越柏林墙、古巴人成群乘船出逃美国、朝鲜人冒着沦为性奴，抓回去枪毙的危险也要脱北，无数人为了摆脱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绝望，走上投奔自由的道路。

在上世纪50-80年代，在中国，通往自由道路的起点，就是深圳，一水之隔的香港就是望眼欲穿的“天堂”。

现在大陆中国人去香港需要港澳通行证。而在民国时期，中国人去香港、台湾，从来不需要什么证件的。早期在两广、上海一带活动的共产党领导人，就连周恩来、邓小平本人，一旦风声不对，也是立马跑路到香港。英国人讲法律，政治迫害无法延续到香港。

中共建政后不久就介入了朝鲜战争，没有精力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因此，没有封锁边境，故意放开口子任由他们离开大陆，逃往香港。直到1953年，港英政府担心难民问题影响香港经济造成社会问题。是他们先拉上了铁丝网，毕竟共产党宣称的“坏分子”，实在太多了。

就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有了比较，老百姓非常容易知道谁家日子过得好，谁家能像正常的一个人一样活着。于是共产党政府趋向于封闭起来，不让自己的人民更多的知道外面的世界。

1957年10月，中共决定重新封锁边界，坚决打击外逃风，对偷渡者予以严惩，可以判刑以至枪毙。

以后中共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老百姓民不聊生，每一波的政治运动，就会催生一波逃港潮。根据《大逃港》一书作者陈秉安先生的调查统计，20世纪50至70年代末，30年内约有250万中国大陆居民，冒死越境逃至香港，还有大量难民死在逃亡途中。

广东人的观念也变了。从“叛国投敌”变成了“一人逃港，全家光荣”。一些乡村的民兵队长、生产队长也跟着跑了。有一回，一个到外村去走亲戚的村民，吹着口哨回到村里：诶，安静得很，门敞着也没有动静。最后才知道，他成了村里唯一的留守人员，先前逃港的村民找了一条船过来，一村人一晚上都给接走了，鸡窝里的芦花鸡都抱走了。

在广州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广州有个白云山。1975年重阳节的前夕，文革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身处历史之中的人们仍然度日如年，看不到文革结束的希望。在知青中，突然流传一个传言：重阳这一天，登上白云山就能“转运”，偷渡香港，马到功成。

当年的重阳节，十几万人涌上了白云山，而且大都是下乡知青，山上到处有人兜售所谓的“棋盘”：喂，捉棋你无使棋盘？买一个，包你赢啊。什么是棋盘呢，其实就是偷渡香港的线路图。这个大规模、突发性的事件，让当局措手不及，广州市公安机关干警都出动了，也无法制止和疏散。这猝不及防的十几万人流，作为华南的都市，广州发生的人们大规模出逃的愿望，代表着整个两广地区的百姓普遍的民意，惊动了中央。

跨越中港边界逃往香港的路线，有东线大鹏湾、中线罗湖、西线深圳湾三条。按方式可分陆路、泅渡、坐船3种。

中线从地图上看起来最近，在某些深圳河河段，其实就是一个小河涌，两米宽，但实际上难度最大。因为你进入深圳宝安地区，这是边境地区，首先要持有县级证明。边界有大量军人和警犬把守，民兵盘查，防守非常严密。你证明上写着到宝安县来支持革命三产，怎么身上还藏着救生设备或干粮？很容易被抓着。

西线，就是从现在深圳深南大道那一溜，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成功率比较高。因此文革期间，珠江边上每天有数千人练习游泳。由于“伟大领袖”也横渡长江，老百姓跟风游泳，当局也无话可说。

不过，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海风为之腥臊不堪。深圳蛇口曾活跃着200余个“拉尸佬”。每埋好一具逃港者的尸体，他们就可以在蛇口公社领取到15元钱。人们在下海之前，往往在黑暗中说：我们再念一遍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喊着社会主义口号，咕咚一声，扎到海里，游向资本主义。

中港边界梧桐山20多公里长的铁丝网，隔十几米就有一个一人宽的大洞。白天广东省的边防部队刚补上，第二天一早，开的洞更多。由于逃港人数太多，香港政府决定放弃“安置难民”。约三万逃港者集结在香港上水华山，疲惫饥饿，在山中喘息。5月15日，金庸旗下《明报》发表了首篇社评：“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报报馆一度成为救援物资中心。5月16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宗教团体、乡亲组织、新闻媒体发起了“援助有困难的人民”行动。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华山。

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下，香港警察执行命令，开始将一批批越境者强行拖上卡车，送到收容营地。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营后，免费给予两餐丰盛的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但是勇敢善良的香港市民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同胞兄弟，再次被投入大陆的迫害当中。第二天一早，收容站外面陆陆续续来了上万名香港市民，他们手持饼干、面包、粮袋，当卡车长龙驶出营门，公路两旁粮袋齐飞，扔食品袋的香港人在哭，车上接食品袋的大陆兄弟也在哭，泪雨倾盆呀。

突然，从来生性中温顺但是不屈服强权的香港人纷纷冲出马路，躺在地上，近千人用自己的肉身组成了屏障阻挡车队。香港警察怎么会下毒手把车开过香港市民的身体呢？

同时许多越境者纷纷跳车逃跑，警察也是象征性伸手拦一下子，你跑，他也不追。在市民帮助及警察网开一面下，三万华山难民一半多得以进入市区，成为香港一员。

周恩来得知逃亡运动后，下令广东省委制止外逃，一万余官兵开始集中清理逃亡者。

1962年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这是大陆方面对待逃港最明确的文件指示。但是强硬的党的政策，无法阻止人们继续用脚投票。

大陆的朋友们几乎都听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设计师，中共的歌曲里都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这位老人画了一个圈这么来的，其实跟大家说，深圳经济特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被大逃港逼出来的。

1978年4月，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刚刚出狱的习仲勋被委以重托“看守南大门”。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那时，香港经济腾飞，两地差距越来越大。习仲勋一上任，就提出去宝安县，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咱们刚才说了广东省委和地方开始因为逃港问题整肃基层干部，这些人肚子里都窝着火呢，习仲勋就说了：“我也受过迫害的，我知道你们无奈，说了很多假话，我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

“我看，不要治，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人干什么呀？”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是啊，20年党龄。我三代贫农。”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你叫什么名字？”“文富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他说，“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我才对你讲这些真话：共产党政策要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回广州前他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人往外跑，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一年后，逃港最前沿的宝安县委提出了《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一共13条建议。在深圳划定一个实行特殊对外政策的地区，其范围，基本上就是后来办特区的区域。种蔬菜、挖鱼塘，菜品供应香港，日子开始好过了。

习仲勋这个当年中共早期的陕甘宁特区政府主席，开始到北京要深圳特区的政策。其实，什么是特区政策的本质呢？就是中共不要再有什么政策，老百姓只要有了哪怕那么一点自由的空间，人民生活就开始改善了。在陈秉安的记录中，一位深圳宝安农民这样说：“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持续二十多年的大逃港人潮，慢慢平息了。在上个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当中，有40多人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逃港者”。

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当年逃港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人物当属马思聪。他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被誉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生于广东海丰县，父亲马育航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也算是官二代。幼年的马思聪即表现出对音乐的惊人天赋，是第一个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黄种人，回国后任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思聪创作完成了不朽名作《思乡曲》。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当时马思聪在香港的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当场谢绝。1949年4月，受乔冠华等人的鼓动，马思聪一家人从香港乘船与一百多知名人士抵达北平。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

1958反右运动，当时马思聪没被划为右派。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一天马思聪被压上卡车，送到音乐学院挨批斗。

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直接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一顶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后来马思聪一家人乘船从广州附近沿水路偷渡到香港。

帮助过他的厨师和自己的岳母、侄女却被牵连迫害致死。马思聪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个人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较起来，完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残酷、强暴、无知和疯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1985年，马思聪被平反。也不断有高层人士请他们回国，但马思聪夫妇直到去世，都没有再回过大陆。

当年南下解决逃港潮的中共官员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成为了今天中共的党魁。因为当年他的父亲为了不让逃港的悲剧继续蔓延，不得不放下共产党对人民的严控，这一点施舍的自由，却已经足够让坚韧的中国百姓，过上了不算太糟的日子。

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成功逃到香港的人们，留下了他们各自的传说和故事；而那些倒在逃港路上的人们，却变成了统计数字，记录着共产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香港的米埔自然保护区，是位于香港新界最北端的一片湿地，这里的海滩有大片的红树林，每年都有来自全世界鸟类爱好者到这里观鸟。沿着用浮筒和木板搭起的小路，可以一直走到红树林深处的观鸟屋。海湾对面的深圳地王大厦清晰可见，这里的手机信号甚至会显示中国移动的网路。在眼前这片海面和沼泽的下面，不知道有多少没有名字的逃港人，永远留在了这里。

一位逃港的老人，曾说：我死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