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神游·两宋风华 (9) —— 修文垂统 千古一碑
（接上期）
人们在做事的时候，开头很关键。比如：盖房子，开始要打地基；射箭，开始要先瞄准。开始做不好，后面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这是在讲平常人做平常事的道理。那么对于一个开国之君要开创一个朝代，就更是如此。他的治国理念、学术倾向，甚至是爱好都会影响一代之规范、一朝之气象。
那么宋朝所呈现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象呢？也许有人会脱口而出是“积贫积弱”，其实这是对宋朝的一种偏颇印象。事实上，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宋朝是一个高度文明富庶的时代 —— 它的文化非常繁荣，无论是思想、文学、音乐、绘画、学术、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成就都非常高。此外，宋朝的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形像。他们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彼此以气节相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们非常务实，讲求知行合一，去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赵匡胤留下不杀言事人的祖训，才出现了政治清明、思想自由、文明繁荣的宋世风华。（图片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那么宋朝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派繁荣的文明气象呢？这与宋太祖有极大关系。他“修文垂统”，就是说宋太祖要广修文德，并以此垂范后世，让后世帝王也都注重文治教化。
宋太祖生长于五代乱世，出生于武人世家，他和父亲一起在后周中央禁军中供职、带兵，这在当时也是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赵匡胤，却有着与一般武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他非常喜欢读书。史书中记载，他在早年的军旅之中，就是手不释卷。如果听说哪里有奇书、好书，他就会不惜重金求购。
有一次，赵匡胤随周世宗出征，有人向周世宗进谗言，说赵匡胤攻下寿州时，拉走了好几车东西，分量不轻，都是重货。周世宗一听，也开始怀疑赵匡胤私藏了什么东西，于是就派人去检查。结果发现，赵匡胤拉走的几车东西，全部都是书，数千卷的书。周世宗有些意外，因为那个时候的武人，攻城掠地后，大多都是抢钱、抢物，作为战利品，赵匡胤却忙着“抢”书。于是周世宗就问赵匡胤：“你是朕的将帅，开疆拓土，应当留意于打造兵器，训练士卒，要书有什么用呢？”赵匡胤回答：“臣没有什么奇谋善策，却担任了这样重要的职位，很担心能力不足，所以就广聚图书，希望能够开拓见闻，增长见识。”周世宗听了之后，觉得很满意。
赵匡胤称帝之后，在乾德四年曾经下诏求书，于是民间的一些珍贵藏书纷纷出世，被献至朝廷。宋太祖把这些书置于史馆，藏于书府，也就是皇家图书馆。
由于此时的赵匡胤已经身为帝王，搜集图书的意义自然也就有所不同，不仅是为了自己阅读，增长见识，他更是继五代兵戈扰攘之后，一次对前代书籍、对中华文化的挽救行动。
历史上很多明君圣主都做过这样的事，史家的评价也一向很高。五代军阀安重荣说过：“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很显然，宋太祖与他说的不是同一种人，宋太祖可不认为兵强马壮就可以搞定一切，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文明的运化与传承才是久长之计，所以才会在戎马倥偬之际，不忘重金求购图书。
除了搜集图书，宋太祖在文治教化方面还有诸多举措。比如：他登基后没几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视察学校，下诏修葺祠宇，就是供奉着先贤大儒的祠堂，命人给先圣、先贤造像，又亲自为孔子、颜回撰写赞书，然后又让群臣分别为其他先贤大儒作赞以示尊礼。
在施政方面，宋太祖很重视任用文臣。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在任命官员时，用文臣知州事；让武臣多读书。他说：“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从此以后，宋朝从大臣到士庶都开始重视文学。这个文学不是今天所说的诗词文章之类的那种狭义的文学，这个“文”，是相对于“武”来讲的，是文德之文，是文治之学，不只是吟诗作对，更要去学习古圣先贤的经典，知道做人与为政的道理。
此外，宋太祖在开科取士、制礼作乐、整顿经济等诸多方面都有善政；他还注重修史、修前代帝王陵。这些事情被记录在史书中，虽然只是琐碎的只言片语，但其实都是文治教化的具体表现，都承载着重大的意义。
那么种种善政之中，有一项于有宋一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太祖誓碑的故事。
宋太祖立国第三年，密刻一碑，立于太庙夹室之中。夹室就是太庙内堂的厢房中。这块碑，被称为誓碑，平时是用金黄色的幔帐遮蔽起来。门外上着锁、贴着封，禁止任何人出入。什么时候这个安放誓碑的房间才会被打开呢？一个是在太庙举行四时祭祀之时，再一个就是新君即位的时候。全程有礼官主持，皇帝走在前头，后面是百官。然后由皇帝带领百官行礼跪拜，之后百官留在原地，皇帝走上台阶，走到这个夹室门口，身边只有一个小黄门跟从，小黄门就是宫内做事的宦官，而且还得找个不识字的，因为碑文要保密。这个小黄门先要检验封识，就是看这门有没有被打开过，确认没有人动过，再用钥匙开门。开了门后，小黄门先进去焚香、燃烛，做些准备工作，最后揭开幔帐，揭的时候不敢抬头去看，揭开之后，马上转身快速走出夹室，全程不可仰视，可见碑文至为机密。小黄门出去后，皇帝一个人进门，对着誓碑跪拜，然后一边仰瞻誓碑，一边默念碑文。念完之后，再次跪拜，然后才出门离开。等候在外面的群臣，没有人知道碑文上的誓词内容。
北宋历代帝王在拜谒这块碑时，都要按此程序，严格执行，所以一直都没有人知道这块碑的内容。一直到“靖康之难”，金人南侵，汴京城破的那一天，金人进入太庙，把祭祀所用的礼器、乐器全拿走，所有的门都被打开，夹室自然不能幸免，人们这才得亲睹誓碑的真容。这块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上面刻着三行字：一行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这讲的是后周皇室，周世宗柴荣的后代；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言事人”；最后一行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就是说后世子孙要是有违誓言，那就会遭致天谴。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因为年代久远，流传的版本也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关于第二行，各种版本都高度相似，只是用词不同，比如：有的版本纪录是不杀言事官；有的纪录是不杀士大夫；还有的纪录是不杀谏臣。
关于太祖誓碑，并不见载于正史，所以有人说这是出自野史，而质疑它的可信度。但是被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实只是诸多史籍中的一种。所谓官修正史，它是朝廷组织人修撰的，仅此而已。所以，并不是说只有正史是正的，别的都是歪的；也不是说，只有正史才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中国史学成就非常之高，每一朝除了正史之外，都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史学纪录，以补正史之阙。像“太祖誓碑”的故事就是这种情况，除了正史以外，很多史籍中都有记载。
另外，说到这个誓碑的故事，可能现代人不太容易理解，说一块碑，刻几行字，照着念，念完了就这么管用吗？其实它还真的这么管用，真的就能对皇帝起到约束作用。举个例子，在宋哲宗时，宰相章惇想要诛杀元佑党人，宋哲宗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与元佑党人针锋相对，但要诛杀他们，宋哲宗却是一口否决，他说：“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可见古人是非常重视发誓这种事，哪怕是天子，也不敢违背自己的誓言。而现代人则不然，很多人会觉得海誓山盟是一种浪漫，信誓旦旦可能是作秀，指天发誓是一种决心的表达而已，但是在古人看来，不是这样。古人真的会把誓言看得非常重，要言而有信，当誓言说出口，就是有天地神明为之见证，如果有违誓言，就会遭致不祥。
其实，当我们看到古人如此重视誓言，我们也应以古为鉴。在古人看来，首先，这个誓是不能随便发的，说出来要兑现的；第二，即便发誓，也应该是为着某种正义的事情而发，如果是为了一种非正义的事情而发，那在古人看来，就是在发毒誓。如果不能够及时反省，虔诚悔过，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总之，正因为宋太祖种种修文德、重教化的举措，使得宋朝在文化方面成就非常丰硕，可以说是文德炳焕，如星汉之灿烂；正因为宋太祖留下了不杀言事人的祖训，才使得宋朝涌现出许多以气节相高的读书人。也才有了我们记忆中的那个政治清明、思想自由、文明繁荣的宋世风华。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