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梁启超的报国之路（下）
（接上期）
从1895年涉足报界，到1922年，梁启超的报业生涯长达27年，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就有11种，积极支持和暗中指挥的有6种，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罕见的。
梁启超对报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的报刊“新文体”——被誉为“新民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自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梁启超（公有领域）
梁启超开辟短评和时评，打破冗长、空洞的论说独占报刊评论版面的局面，创造出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开门见山的短评这一新型的报刊体裁。《新民丛报》专门设立了《国闻短评》专栏，各报纷纷仿效。他规划的《时报》也以时评见长。
梁启超首创报刊杂文体，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过不少犀利的杂文；他最早在《新民丛报》刊用铜版新闻照片；他将小说引进报刊，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新小说》，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身体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他为推动“文明之母”做出的这些努力将永远记在中国新闻史上。
1925年，这位当年的“舆论权威”为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作序，称新闻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报纸的目的是服务公众，“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人进入报界之后——“勿因现状之未善而灰心于此界”。
为新闻界“立法”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篇新闻学论文，首揭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著名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四条办报准则：
“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对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主张“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
“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导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气、新国民。同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1903年，他去美国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适合中国的结论；1919年，他去欧洲考察，又得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结论。
“三曰材料富而当”。强调报刊内容要丰富，编辑要得当，使读者能“阅一字得一字之益”。
“四曰报事确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闻要准确真实，报导要迅速及时，对报纸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
梁启超同时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坦言《清议报》还够不上“一国之报”。
1904年6月12日，梁启超在《时报》发刊词中指出：“若夫新闻事实之报导，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
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制定了报刊评论和新闻的写作准则。论说的准则有四条：以公为主（“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因为挟党见论国事，就会有失公允）、以要为主（必一国一群的大问题）、以周为主（凡关于一国一群的大问题，为国民所关注的）、以适为主（适合“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
记事分别是以“博、速、确、直、正”为主，提出了新闻要广泛、及时，在社论外另设“简短隽利”的短评，以“忠实报闻，无所隐讳”、不登“风闻影响之事”、摒绝“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等为准则。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报界还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说他的这些观点“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
梁启超很早就留意研究舆论问题，认为报刊对健全舆论的形成负有很大责任。“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
1901年，梁启超曾发表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1910年，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两文中指出：舆论必须是多数人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它的形成必须是“至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否则无论怎样鼓吹也形不成舆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势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他称之为“社会制裁之力”。
健全的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具有统一性、继续性，报纸是造成健全舆论最有力的机关。要造成一国健全的舆论，他认为要靠多数报纸都能守“五本”、修“八德”：
“五本”是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缺一不可。持论要从常识理性出发，不计私人利害，真诚为国家利益考虑，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不讳，不能在强暴面前噤若寒蝉，更不能“依草附木，变其主张以迎合之”。
本着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不“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也不能“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不是“拨之以感情”，而要“导之以真理”。也就是强调言论的独立性、客观性。
“八德”是梁一贯提倡的“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的体现，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坚持不懈）、见大、主一（始终一贯）、旁通、下逮（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
报人要恪守“五本”、“八德”，自爱自重，导人先导己，“新民”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启蒙者的自我启蒙。
1921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说：“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梁启超还说：“吾侪又确信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
这些话是梁启超对自己大半生“以言报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独立报纸的期待，是为新闻界“立法”。
梁启超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启迪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最后养成共和法治国民的资格。1912年，他在结束流亡回国的欢迎会上说：“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
这不仅是梁启超献身报业27年的初衷，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不断地呼唤“新民”，他的报业生涯始终贯穿着“新民”理想，所以他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写下了传世的《新民说》，直到五四运动后，他还大力倡导国民运动，热切期盼着古老民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他通过报刊、言论影响社会，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无法回避的“梁启超时代”，他的名字见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