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梁启超的报国之路（中）
（接上期）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倡客观报导、注重新闻评论，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光彩夺目的“梁启超时代”。
从1899到1907年，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学说，在梁启超的灵魂深处扎了根。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
在日本期间的梁启超（公有领域）
梁启超在《清议报》批评清廷的腐败、黑暗，在《新民丛报》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新民说》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言论开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代，倾倒了无数青年，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同一时期，梁启超还创办了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的《新小说》月刊，提出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著名观点，发表了他自己用对话体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后停刊。
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从此，他不再倡言种族革命，专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围绕这些问题，从1905年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论战。
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为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命党之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92期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则远没有这么乐观。
1907年8月，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的《新民丛报》停刊，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黄遵宪评价他的学说政论“所向无前”，“震惊一世”，“力可谓雄，效可谓速”。
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将他的文章与同时代的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进行了比较之后说：“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
吴其昌所言并不过分。梁启超独创的“新民文体”和他的文章本身，无论在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那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少年，激励他们去建设20世纪初的中国。
像胡适、鲁迅等等在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深受“新民文体”的影响。
邹韬奋说在南洋公学时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地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新民文体”的极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
王芸生说：“我读《新民丛报》，而且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
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两个杂志是梁启超主笔的。
从1896年执笔《时务报》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的十年间，梁启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他引进、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及“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观点，甚至连后来的报刊常用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进步”、“义务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词也都是并不精通外语的他一手贡献给本民族的。
《时事新报》头版（公有领域）
“文明之母”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梁启超认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迟缓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于争取“三大自由”，并为之耗尽了心血。
《新民丛报》之后不过三个月（1907年11月），梁启超即创办《政论》杂志，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奋斗目标，第一期在东京出版，接着随政闻社迁到上海。1908年3月，政闻社被查禁，《政论》停刊，共出了7期。
1910年2月20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每期一百多页。“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发表了大量介绍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方案。
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国风报》半数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笔（笔名“沧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办的最后一个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时，武昌起义的风暴已迫在眉睫。
1904年，梁启超曾化名潜回上海，与狄楚青等具体筹划创办《时报》，名称、发刊词和体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论说也由他从日本寄回。
《时报》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大型日报，大胆革新报纸版式，我国报纸确立每日一大张、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时报》开始的，并逐渐被读者所接受，被各报所仿效，最终在新闻界确立，报纸、杂志才完全分了家。
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约占当时保皇会所得捐款的1/8，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
1910年7月，梁启超的门生、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梁积极帮助制定方针、筹款、撰稿，“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并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国不久，即在天津创办以政论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称“对于国内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该刊是“独立发表意见”，既批评袁世凯政府，也批评国民党，以超党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由于他的声望，《庸言》一创刊就发行万份，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1.5万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最早提出“言论独立”的主张：“无论经济如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这些对以后的报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大中华》创刊号封面
（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梁启超为总撰述。
袁世凯称帝前夕，袁克定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不料，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等大报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全国。事先，袁世凯以20万元为条件，要他不发表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
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都与以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关系密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当时享誉全国的著名副刊。
1919年9月1日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目的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参与主编，并改名《改造》。
他执笔写了发刊词，还发表过15篇有关政治、历史、文化的论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这之后，梁启超再也没有办过报刊，他晚年的学术文章和其它诗文主要发表在《京报》、《晨报》、《申报》和《东方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