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或成首个破产省份 / 政府公开表示“无法化解债务”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降低，债务危机迫在眉睫，贵州省政府率先表示无法化解债务，或成首个破产省份，并引发连锁反应。
贵州政府称无法化解债务
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日前在网站发文表示，其财税金融研究处先后赴贵阳市贵安新区、遵义市、毕节市、六盘水市等地，进行“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专题调研”。发现当地债务问题已成“重大而又极需解决的问题”，但受限于“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贵州省毕节市的楼群，摄于2021年11月。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化债是指通过充裕政府财政表内资金、融资平台可用资金，并配合一系列政策、项目，去化解政府债务与隐性债务。
文中续称，接下来调研组将向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争取支持，为化解贵州地方债务提出可行建议。
据贵州省财政厅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底，贵州省债务余额达12470亿元（人民币，下同），还不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大部分为地方政府有担保责任的城投公司的负债，保守估计这部分也还有上万亿元。
隐形债务是指当时尚未预见到的随着后续事项的逐步明朗化而出现的或有债务，如担保债务、违约债务、产品缺陷债务、解决改制企业历史遗留问题而发生的债务。但是，金融市场仍将其视为地方政府负债。目前，中国财政部没有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账目。
贵州政府承认无力解决债务一事，迅速在中国网络社交平台疯传，但没过多久文章就被删除，各大平台转载也陆续被消失。不少网友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已深陷地方债泥淖，贵州绝非单一事件。也有人认为贵州省政府只是“公开摆烂”，要中央帮忙收拾烂摊子。
贵州债务问题早有征兆
对此，知名学者蔡慎坤在推特直言，贵州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早有征兆。
他举例说，“比如遵义市最大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遵义道桥建设去年底宣布，其15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展期20年。当时遵义道桥提出如此荒唐的贷款重组条件，银行也不得不接受。”且早于2014年贵州就已超过负债“红线”。
蔡慎坤进一步指出，2013年6月底，贵州负债率为67.45%，到2015年底已上升到86.98%，高居各省之首。按照审计披露的资料发现，贵州2013年6月底的地方政府债务为4622亿元。而到2015年底，这一数字高达9135亿元，且隐形债务还未包括在内，其公开的负债总额与经济总量最大的广东省相当。
贵州省统计局对外公布的“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资料报告”显示，贵州人口总数达到3529.50万人，也就是说，贵州人均公开负债高达两万多元。而贵州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政府公开的贫困人口为493万，贫困人口数量居中国首位。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66个贫困县、190个贫困乡、9000个贫困村。
但蔡慎坤指出，“政府未公开的贫困人口远远超过上述数字”，如果按照2016年的国家扶贫线标准，贵州贫困人口接近半数。
蔡慎坤的推文还写道：“一个如此贫穷落后的地区疯狂举债，除了看到遍布山区的开发区，以及成片成片的住宅社区和高楼大厦，贵州山区的变化并不是很大，许多农民依然过着刀耕火种的艰难日子。”
“一个负债近万亿的贫困大省，未来靠什么来偿还债务，该卖的地也卖完了，该挖的山也挖光了，该修的路也修好了，该盖的房子也盖满了，贵州人的收入依然只能维持温饱，如果掐指算一下帐，真心替贵州人捏一把冷汗。”
贵州向中央求救后 恐现骨牌效应？
目前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不只是贵州，其它省份也疑似面临同样处境。中国经济学者司令4月14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贵州向中央发出求救信号后，恐怕会有更多省份向中央求助。
他指出，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是当局长期的体制性问题。在过去胡锦涛、温家宝时代，靠用经济发展来弥补、掩盖。目前中国经济严重放缓，政府收税不足；另一方面疫情解封后，外界对中国仍有疑虑，北京当局吸引外资困难。现时连长三角等发达省份也难拿出更多钱，补贴其它贫穷地区。
目前值得观察的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是否蔓延至发达城市。司令指出，“债台高筑的情况一旦在中国最发达的几个经济增长值，像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地方一旦出现了的话，恐怕那时候国际资本市场会大量地抛售中国的国债，那时候不用说中国的地方政府承受不了债台高筑，连环破产，就连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部，能不能够在人民银行联合协助下，能够在国际债务市场上接收被大量抛售堆积如山的中国国债，我想这都是一个问题。那个时候变成中国地方和中央财政共同出现的债务危机。”
中南海也怕踩“坑”
根据大陆媒体2021年发布的《城市负债率排行榜》显示，2020年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25.66万亿元人民币，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0.89万亿元以及国债，中国政府杠杆率57.1%（广义负债率），低于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其中，贵州省的贵阳、天津及云南昆明的政府负债率超过60%。
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在疫情期间持续增加，标普全球（S&P Global）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未偿还债务已超过总收入的120%，导致中国三分之二地方政府或超中央设定的债务门槛，三分之一地方政府连利息都无法支付。
中国媒体统计，直至2022年年底，中国各省债务率都呈上升趋势，其中又以黑龙江、新疆、天津、贵州债务率上升最为明显，均超过400%，负债率越滚越大，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偿还。
根据《关于202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和新增专项债券规模合计 7.68兆元，比去年增加6600亿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官方表示2023年将推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快发行使用。
今年1月，贵州省政府曾发布《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试图通过“推动各地将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利息足额纳入预算”、“发行政府债券置换隐性债务”等方法，来解决债务风险。
时事评论员秦鹏指出，中国财政部1月发布的一份公函强调对于地方债务风险，现在看来并不奏效。
他进一步指出，中央政府不愿意管地方债务有两个原因。
其一，中国各类地方债全部加起来数额巨大，若中央政府直接背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其二，大建形象工程，铁公基、楼堂馆所，已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最重要方法，形成严重依赖，官员们好大喜功、大肆贪污已成顽疾，若中央给一个地方兜底，那么其它地方政府更会放肆大胆折腾，即使解决一时，也会给未来带来更大的“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