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画师郎世宁
绢本《百骏图》（局部）。《百骏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创作于1724-1728年，画
中的马匹都是雍正帝的马。画幅纵102cm，横813cm，现收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作者以欧
洲的绘画方法注重于表现马匹的解剖结构、体积感和皮毛的质感，使得笔下的马匹形象造型
准确、比例恰当、凹凸立体；而植物的墨线勾勒，石块土坡的皴擦、物体的阴影表现均运用
中国传统手法完成。画作以写实为工，专注形似，极具开拓性。（郎世宁/Wikipedia/公有领域）
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7～1766.7)，出生于意大利米兰，在赴中国之前，就是年轻画师。他在19岁时加入热那亚耶稣会，1714年接受葡萄牙传道部的指令，从里斯本乘船赴中国担任传教士，并于隔年8月17日，顺利抵达澳门。
当学习欲强烈的康熙获悉郎世宁身怀技艺后，即在奏折中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经过传教士马国贤引见，郎世宁顺利觐见康熙，展开长达50年的宫廷岁月。
郎世宁在康熙、雍正、乾隆3位大清皇帝的治国盛世间，秉持着必须完成奉献上帝应负之使命，贡献独树一帜的绘画技艺。
精于绘画的郎世宁在入宫后，极力施展西洋独特的“透视法”及刻画光影明暗的“明暗法”技巧。根据《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载，擅长解剖物象结构、呈显光影及立体感的郎世宁，曾应康熙皇帝之命令，在清宫内传授欧洲的绘画技法，他还于雍正七年(1729年)与中国的宫廷画家年希尧一同出版了专门介绍西洋透视学的著作《视学》。
《乾隆半身冬装像》，画幅纵62.6cm，横51cm，
纸本油画。作品非常罕见的是帝王的半身便服侧
面像。描绘的是40岁左右的乾隆，当时他已经蓄
有八字胡和长髯。画中人物除了大致容貌与现存
的乾隆皇帝绘像相似以外，还有一处非常明显的
特征，可以进一步确认这是乾隆本人的画像：人
物左眉中部由于毛发较为稀疏而产生的断眉。这
与不同的史料记录相符。（郎世宁/Wikipedia/CC
BY-SA 4.0）
才华横溢的他，拿起中国毛笔，尝试融合中西方绘画技艺，一边探索一边实践，创作出一幅又一幅主题广泛、内容多样、风格殊异、深受大清皇室喜爱的作品。
举凡肖像画、山水画、花鸟走兽图、纪实画，甚至是圆明园西洋楼设计，郎世宁均能不愧帝王嘱托，后人还能从青瓷犬的整体形态发现与郎世宁《十骏犬蓦空鹊》存在些许相似度，进一步理解十八世纪像生瓷的产制可能与西洋传教士之间有所联系。这些创作，无一不是在增添郎世宁的名气地位及后人对他的崇敬。
《乾隆大阅图》，画幅纵322.5cm，
横232cm，创作于1739年，现收藏于
北京故宫博物院。（郎世宁/Wikipedia/
公有领域）
只是，郎世宁即使被康熙、雍正、乾隆3位清帝所倚重，他在传教与创作上依旧面临不少限制，例如求知若渴的康熙，看重的是技艺，绝非郎世宁身负的传教理想。
清帝的态度主要是来自于罗马教廷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礼仪之间存在着冲突，遂让郎世宁进一步发觉，必须改变传教策略，率先顺应清帝立场，方有不辱使命之可能。
不少研究者认为，身处中国的郎世宁为了传教顺畅，决定要迎合中国皇帝的口味，争取信任。因此，他不再被动等待清帝接受欧式画风，反倒是逐步改变西洋画风，积极又努力地学习满汉语言、中国绘画精神与技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大胆地将原有技艺与最新习得的中国构图等技巧加以揉合、调整，以掌握最能掳获大清皇室目光的绘画特点。
《樱桃桑鸤图》，画幅纵33.3cm，
横27.8cm，现收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郎世宁/Wikipedia/公有领域）
对此，已故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认为，郎世宁适度地改变西方油画的绘画技巧，创造出中国皇帝可接受的中西画法相结合的新形式。也有学者则认为，郎世宁“利用画艺维持与中央权力核心的关系，潜移推行教廷赋予的任务”。
郎世宁在中西合璧的过程中，曾遭遇挫败，无法顺畅无碍，雍正就曾提出批评与要求，这也微妙地培育出独特的郎式画风，且致郎世宁于1723年创作《聚瑞图》之后，渐入创作高峰。最终，其绘画成就及为人臣子的态度，取得雍正认可，暗助日显困厄的传教任务。
《孔雀开屏图》，画幅纵328cm，横
282cm，现收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作
品绘于白绢上，一只开屏的孔雀立于玉
兰花树下，另一只孔雀立于它之前，左
侧有几株牡丹，画幅左上方有乾隆御题
七古一首。（郎世宁/Wikipedia/公有领域）
当郎世宁在持续运作绘图这一项可助传教的基础手段后，与重要的皇室成员逐渐建立密切关系，像他曾赠画给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皇室亲属，建立彼此友谊。在皇族的信任之下，他一肩扛起保护传教士之责。由此观之，郎氏虽然身处禁教气氛浓重的宫廷中，但刻意与权贵精英交往的有心举动，确实让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耶稣会集体利益，实践护教策略。
至于经郎世宁积极地拉拢与维系良好来往、在皇子期间就很欣赏郎世宁作品的乾隆，登基之后，依然十分赞赏他利用油画技巧创作的新风格，以及对己力求完美的严格要求，遂不时赐与丰厚的奖赏并授予官爵，甚至会特意牵就其喜好，提供白绢以利他作画。
由于乾隆的重用，郎世宁几乎参与了乾隆前期所有的宫廷大型绘画创作，由此可见这一君一臣的关系稳固，情感深厚。
郎世宁在乾隆时期最不同于前两朝之处，正是在于他跃升成为享尽恩宠、专绘龙颜的首席宫廷画师，并担当许多大型纪实绘画的主笔。乾隆亦曾撰文称赞他为“神笔”，还于《题画》中道：“写真世宁擅”。清代学者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亦直截点出其熠熠成就：“写真无过其右者”。郎世宁还成为《清史稿》收录的69名清代名画家中，唯一的一位西洋画家。
后人还能从各处宫殿，包括乾隆生前的重要居所均广泛收藏着郎世宁画作的现象知悉，乾隆喜爱郎画的程度绝非一般。不过，乾隆虽然最中意郎世宁擅长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动物之写实，却也不忘叮嘱他“不要西洋气”。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西域哈密进贡孔雀。同年七月十二日《活计档•如意馆》记载着乾隆要求绘制孔雀图的具体指示：“着郎世宁画开屏孔雀大画一轴，补景着方琮、金廷标合笔，用白绢。”虽说是合笔，但郎世宁与其他宫廷画家的共同创作，均只署名他一人。
郎世宁的画技虽出众，但有研究称郎世宁的山水画并不出彩、不受帝王青睐。话虽如此，但在诸多主题上，他精湛的技能，总能引人惊叹连连，如负责故宫策展的人员在见到《孔雀开屏》时，即为片片羽毛均被细致摹绘而感到震撼，决定采取“原画延伸”方式，以保留郎氏整体风格。
其实，外观雍容华贵且象征吉祥的孔雀，原受皇亲贵族喜爱，经常作为观赏鸟豢养于宫中。
这幅画不只绘有开屏的蓝孔雀，上头还绘有繁花绽放的御花园之美景。见着了象征吉祥如意、花开富贵之寓意的画作，乾隆怎会不欣喜万分、爱不释手？于是，非常喜欢在收藏字画上盖下自己印记的乾隆，理所当然撰写《孔雀开屏》御制诗于上。
由于乾隆实在太钟爱郎世宁创作的孔雀大画，遂于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间，下令要求中西宫廷画师合绘3幅孔雀大画。可惜的是，迄今世上只留存《孔雀开屏图》与《弘历观孔雀开屏》。
除了绘制华丽孔雀，郎世宁还奉旨绘制蒙古王公贵族及藩属国进贡的猛鹰、骏马、高贵名犬等，像《十骏犬》、《十骏图》等，画上均有汉、满、蒙等文字命名，而少有传统绘画轮廓勾勒线条且色彩鲜丽丰富的《仙萼长春册》，则透过细腻地处理花瓣层次、色彩明暗，再次展现郎氏扎实的西洋写生技法。
至于郎世宁与宫廷画师合笔创作的《锦春图》、《白鹘图》等作品，让人从线条流畅严谨、设色逼真等特点，觉察其坚稳的观察力及卓越的写生功力，还能从中理解中西宫廷画家在雍正、乾隆时期，彼此学习及融合的时代特色。
无论清宫内外，郎世宁创作的数量都不少。依据《国朝院画录》载录的郎氏作品就多达56件，没有被收录其中的作品也不在少数，约略统计郎世宁画作，理应达200件。
当创作丰硕、年近八旬的郎世宁于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逝世，乾隆皇帝特地授予侍郎衔及拨款300两料理后事，让他长眠于北京滕公栅栏（传教士公墓）。郎世宁为不负传教使命，全心全意地躬行践履扎实的西方画技，并揉合中国传统文化及精神，展现了中西合壁的技艺。他在信仰的支撑下，50年来恭敬耐心地为大清皇室服务，真切地完成了清帝交代的事项。
虽然郎世宁的传教过程并不顺遂，但正因为根基于对信仰的奉献，才能让他为大清宫廷艺术开创新格局，在清代艺术史上留下不同明清文人着重的放逸风格的写实风格，让后人可以享受中西艺术激荡后的璀璨火花，这也是长眠于北京的郎世宁在两百多年后，仍深受崇敬的缘故。
郎世宁不仅为后世留下大量珍贵的画作，而且对中西文化交流有一定程度的贡献。他的宫廷画作品融合中西绘画艺术，不但表现出西方绘画中的写实、立体、注重线条和结构等特点，也表现出中国传统绘画的传神与韵味，在数十年的探索中，致力于融合中西方绘画技法于一体，创作出独特的画风。
郎世宁还精通建筑学，参与了圆明园的规划设计，其内部的建筑、环境和式样采用了西方艺术巴洛克式风格，而装饰细节上则具有东方中国的艺术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