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重建“军机处”

(程晓农是旅美中国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正式建立了一个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个人独断地位。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有一半是他一手提拔的往年部属，剩下的也都是听话之辈。这种“老板”与“伙计”的关系，让其他政治局常委成了习近平的办事班底或“军机处”。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人独断、后果下卸的局面。

一、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选举”走过场

10月23日，中共20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按照习近平指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投票”给名单上的人。由于这场所谓的选举是等额选举，中央委员们奉命投票给名单上的每个人，于是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就这样通过了。等额选举之下，事先确定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不会“落选”，“投票”不过是走过场而已。然后，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再开个小会，按习近平给的新政治局常委名单，还是等额选举，这样，确定新政治局常委的程序也走完了。

在北京紫禁城执勤的士兵（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从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再到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基本上名单上的人都能得到全票或绝大多数票，计票容易得很。两场“选举”，全程大约用了不到两个小时。然后，中午12点左右习近平就带着其他6个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参加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共今后5年的中南海最高决策班底就这样亮相了。

习近平只留用了上一届政治局常委当中的两个人。一个是意识形态总管王沪宁，他从江泽民时代一直扮演这个角色到现在，平民出身，谨小慎微，习近平准备让他明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坐个无权无势的冷板凳。另一人是赵乐际，原来的中纪委书记，是习近平过去几年监管官场的得力助手，今后会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

二、出局者先知

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一共7人，其中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72岁，习近平安排他退休，算是正常处置，但习近平还处置了另外3人。总理李克强67岁，如果习近平对他比较满意，可以让他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但习近平却决定让李克强退休；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与李克强年龄相同，也安排退休；副总理韩正比李克强大1岁，是江泽民提拔的，习近平让他也退休了。习近平直接把这4个人从20届中央委员的预定名单上排除了，因此20大上他们就无法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就算20大的参会代表中有人把李克强的名字加到自己的选票上，也无济于事。

新华网10月24日按惯例发表了一篇介绍此次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产生过程的文章，《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这篇文章披露了两个情况：

其一，今年4月开始，习近平为确定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分别与19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共30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这30个人当中，23名是19届政治局委员，1名是未进入政治局的书记处书记，4名是未列名政治局的中央军委委员，以及非政治局成员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这番谈话期间，上一届政治局委员当中那些习近平预定要排除出20届名单的人，通过谈话都已获悉，自己马上就要出局了。对这4个将被出局的19届政治局常委来说，20大上自己的命运毫无悬念。

其二，被出局的人在谈话中很识趣地表示，愿意主动退下来，这其中很可能就包括李克强。他在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其实对挽救中国经济已经束手无策，连发展“地摊经济”和“大学毕业生下乡”这种毫无希望的经济政策都提出来了。由此可见，李克强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提前退休就是他的宿命。

三、亲随入局

20届政治局常委当中，习近平提拔了3个到他身边办事的亲随，即李强、蔡奇、丁薛祥。这3个新政治局常委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习近平当地方大员或在中南海的跟班；他们当过跟班后，得到了习近平的大力提拔，但他们并没有多少解决难题的能力。

比如，即将被习近平任命为下一任总理的李强曾经是习近平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的秘书长，进中南海前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最突出的“政绩”就是不顾民生而执行习近平的“清零”方针。

中共培养一个总理人选，往往会让他先从副总理职务上干起，以便熟悉烦杂的政务，历练中积累经验和人脉。但习近平把完全不熟悉国务院工作的李强直接就放到了总理位置上。李强从无处理国务的经验，在国务院系统也没有人脉，今后政务处置上会出很多问题。

习近平安排负责今后党务工作的蔡奇，曾经是习近平任福建省长时的属下，习近平到浙江当省长后，蔡奇还是他的属下。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调蔡奇到北京，任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他主政北京市时政绩平平，无所建树，却因为习近平的信任而官运亨通。

习近平这次安排明年担任副总理的丁薛祥，原来是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秘书，习近平喜欢这个跟班，一路带进中南海。现在又准备让这个从未掌管过一个省或一个部的亲信充当第一副总理。

四、党政分工被打破

中共最主要的两个掌事人总书记和总理，他们的办公地点都在中南海。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在中南海的南区办公，总理赵紫阳则在北区办公。平时总书记和总理召集各自的部属开会，也分别在南区或北区。这两个区之间没有隔墙，但警卫会限制外来开会者的自由穿行。虽然中午时这些去开会的人可以分别在南区或北区休息走动，但警卫会提醒他们，散步时不能越过南北两区分界处。

胡赵时期中南海内的这种分区格局有一个含义，即党政一把手的地位大体上平行，党政分明，各管一摊。赵紫阳当总理时，办公地点在北区；他改任总书记后，就搬到南区的勤政殿办公，把北区留给了李鹏。那时，居于胡赵之上的几个大佬当中，除了李先念还住在北区，其他人都不住中南海内，胡赵与大佬之间主要是靠文件往来传递信息。从胡赵时期直到胡锦涛时期，这种党政分开的惯例，实际上意味着双方的分工比较明确。

但是，习近平上任后，先后设立了一系列领导小组，开始干预和控制李克强的分管工作，打破了以往多年党政分工的惯例。而20大之后，即将担任总理的李强完全没有胡赵时期开始的过往历任总理的分管地位；习近平这个总书记的强势和独裁地位决定了，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成了习近平的办差班底。

习近平大权独揽之后，用人便随心所欲了。这次他安排的6个常委中，3个人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昔年部属，第4个跟班是为他服务过10年、谨慎顺从的王沪宁，其他两人也都是听话之辈。这样，习近平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关系就实质上变成了“老板”和“伙计”之间的关系。

五、“军机处”再度成形

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中，虽然各人有所分工，但均属习惯于听命习近平的人，他们只会事事请示，奉命照办。这样，习近平安排的政治局常委们就不再相对独立于总书记，不会自主处理各自分管的事务。这种新的状态很象习近平的办事班底或“军机处”。

军机处是清朝雍正皇帝设立的中枢权力机构，沿用到王朝终结，其办公场所在靠近皇帝办公的养心殿南侧隆宗门内。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在这里参与决策，是皇帝的主要幕僚。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作为清朝的最高国家机关，由皇帝直接掌握，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处。

现在习近平的个人独断模式之下，其他政治局常委与他不再是表面上的平行关系了，而是变成了“皇帝”和“军机处”的关系。中共在毛泽东独裁的年代里就是这样。那时总理周恩来扮演着“军机处”领班的角色，率领一班文官，为老毛充当“军机处”，小事才自行决定，稍大一点的事必须事事请示老毛，老毛的话一言九鼎。

其实，习近平前几年通过各种中央的“领导小组”来分别决策各方面事务，政治局常委分别参与不同的“领导小组”，而绝大部分的各种“领导小组”的组长都是习近平兼任。这意味着，所有方面的事务，最后决策时必须由习近平独断。20大以后，习近平与其他常委的关系让“军机处”再度成形了。

六、一人独断、后果下卸

习近平现在可以裁断任何事情，他的“军机处”会事事秉承习近平的“旨意”。但这种决策模式也注定了一种结局：习近平今后的随意决策中，所有的不利后果，都会被他的这个办事班底在执行中放大；而决策的不良影响，则要由这些“军机大臣”或下面的官员来承担责任。

这种新的决策模式预示着三点：其一，习近平所有的既定方针都会继续坚持下去，而且不存在纠错机制。其二，凡是过去十年中发生的重大难题，比如经济滑落、对美关系恶化等，过去解决不了，今后也同样无解，情形只会进一步恶化。其三，习近平安排这样的办事班底说明，他对个人专断的权力把握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因此他现在要用的，是帮他维持住个人权力的班底，而不是帮他解决难题的班底。

由此判断，习近平在今后的几年里，最关注的是掌控现状、防范恶化，而不是求解难题；而他采用的手段，仍然是强硬的命令和不顾一切地蛮干，不会有多少圆通的做法。不管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喜欢还是不喜欢，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一人独断、后果下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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