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垃圾时间”论 为什么在2024年流行

发表:2024年07月25日
文/王赫

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历史的垃圾时间”成为中国的流行语。

“垃圾时间”原是体育赛事中的术语,指一场比赛中,比分悬殊、难以改变胜负结果时,其剩余的比赛时间就称之为“垃圾时间”。

北京街头一位行人(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北京街头一位行人(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而无论洞悉社会主义的二十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否说过这段话——“当某段历史违背了经济规律,而个体又难以扭转局面,整体趋势看似注定失败的垃圾时刻”,“历史的垃圾时间”都是对当今中共局势的准确概括。

“历史的垃圾时间”论流行,这对中共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当局进退两难。不批判吧,任其自流,中共存在的合理性会被消解完毕;猛批吧,因为官方与民间舆论的对立,反而让“垃圾时间”传播更广、更加深入人心。所以,迄今只做了零星的有限的批判(如官媒《北京日报》刊发的评论文章)。

但本文的问题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论为什么会在2024年流行呢?

笔者以为,根本原因,是中国老百姓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了。仅举两个例子。

其一,“走线潮”。尽管今年3月29日8名中国走线客遗体在墨西哥海岸被发现,但中国人走线仍前仆后继。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2023年在美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超过3.7万人(日均超一百人),是2022年的10倍,2021年的50倍。而“走线潮”,不过是2020年以来中国人新一轮移民大潮(被网民称作“润”)的极端部分而已,更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富豪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方兴未艾。这标志着中国的全方位的溃败——政治向左转、经济大盘动摇、社会上的内卷和戾气,各阶层在用脚投票。

其二,中国民众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空前强烈。美国的两位“中国通”学者在中国进行的一项持续多年的全国性调查显示:二十年间,中国人对造成贫富的看法已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更多归咎于自身能力不足,转变为社会不公。具体而言:

从2004年至2014年间,中国民众普遍认为导致贫穷的前三个主要原因,分别是能力欠缺(lack of ability)、努力欠缺(lack of effort)、人格欠缺(poor character);机会不均(unequal opportunity)和经济体系不公(unfair economic system)则分别排名第五和第九。也就是说,无论好坏或贫富,责任落在个人的肩上,大多数受访者不会去指责政府或经济体系,并对未来持积极态度。

而20年后,中国不平等现象仍然居高不下,但导致贫穷的前三个主要原因已变为机会不均、经济体系不公、努力欠缺。

与此类似,中国人认为富裕的原因,在2004年,前三个因素是个人能力、高等教育和人际关系;而在2023年,前三个因素已变为人际关系、生于富人家庭和个人能力,高等教育则落到了第七位!而“关系”重要性的飙升,更是表明中国阶层分化、利益固化之完成,社会向上流动渠道已被堵塞。

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如果只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愿望,还就是个局部问题;但如果是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愿望,这个普遍性就会转变为历史的必然性,大变不可避免,“历史的垃圾时间”就此开始。

以史为鉴。本文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大清的垃圾时间始于1900年。这一年庚子国变,最终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大清的国祚进入了倒计时。此前,大清也遭遇了种种失败,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这些失败没有充分感知。但《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了,终于迎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

回到今日。中共的垃圾时间开始于何时呢?本文以为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

“十九大”之后,人们可以看到大事一件接着一件,从中美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运动,从疫情突起到中美新冷战、西方针对中共“去风险”,而中共呢?从“战狼外交”到强推港版国安法和“23条”,从“动态清零”到上海封城,从“国进民退”到拒不救助民众启动内需,从删帖封号到镇压“白纸运动”、“白发运动”等等,一系列事件,中共的形象在普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所普遍感知中,一步步破灭。

于是,进入2024年,“历史的垃圾时间”从一个学者们的话题极短的时间内变为中国的流行语,深入人心,广泛传播。

如果说,大清从“垃圾时间”开始到灭亡,历时11年;那么以今日中国之形势,“垃圾时间”有多久,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