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权在握的习近平 也有过一段绝望的日子

文革开始时，习近平刚13岁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中共党校召开的批斗会上，“打倒习近平”呼声震耳，习妈妈齐心也被迫喊口号打倒儿子……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忘年之交”杨屏在《快乐老人报》刊发文章讲述，他和习仲勋先后都下放到河南洛阳劳动，成为了“忘年交”。

1976年6月某晚8点多，杨屏来到洛阳耐火材料厂家属区习仲勋的住处，一室一厅，连厨房厕所都加起来，总面积大约将近40平方米。

进门后，看到习仲勋反常地低头坐在八仙桌的旁边，没有看他，也没有打招呼，一脸泪痕。桌子上摆了一碟油炸花生米，一个杯子，一瓶白酒。

习近平年轻时扛着农具的照片。

老爷子吩咐他去厨房拿个杯子来一起喝酒，并流着眼泪说：“今天是你近平哥哥的生日，你来陪我喝点酒，给他过个生日。”他擦了好几遍眼泪说：“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杨屏回忆，习仲勋当晚哭了两个小时还不止，一边哭着，一边重复地说，对不起孩子们，对不起家里所有的人。

少时经受过非人的折磨

在习仲勋的讲述中，杨屏得知习近平年少时，经受过非人的折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习近平刚13岁，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

中央党校召开批判6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5个是大人，第一个是杨献珍，6个人戴着铁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压的受不了，习近平只好用两只手托着。

习妈妈齐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妈妈齐心被迫也要举手喊口号打倒她儿子。批斗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见。

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跑回家，妈妈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妈妈，我饿。”习近平哆哆嗦嗦地说。想让妈妈给弄点吃的，然后，进房间换衣服。

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习近平知道不是妈妈心狠，而是被迫无奈。如果不去报告，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妈妈也会被抓走，那样，远平和安安怎么办？他俩还是小孩子啊！

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当着姊姊安安和弟弟远平的面绝望地哭了，又绝望地跑进了雨夜。

最后，颐和园一个看工地的老头儿收留了他，让习近平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北京市许多城建基础设施，比如西城区的地下排污管道的修建，习近平都流过泪，因为，他干活的时候，上面有警察拿着棒子！

习仲勋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港媒曾报导，习仲勋在60年代因别人描写中共陕北根据地前领导人的小说《刘志丹》，邀请习仲勋审阅，他对作品提出了修改意见。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日后习仲勋被扣上“篡党篡国”的罪名。文革中受残酷迫害，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

他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一度要装疯卖儍，只为保护自己的家人不受株连。毛泽东死后习仲勋获得平反，并被委以重任，主管广东。

从主管广东那时起，深受中共迫害之苦的习仲勋就曾告诫一个女儿，“夹着尾巴做人”。他也要求子女们有机会都“远走高飞”，留在国内“说不定某天就会受政治迫害，更不用说报效祖国了”。但他也要求留下习近平一个从政。

16岁再过生死劫

1966年，习仲勋被打为“黑帮”，正在上学的习近平作为反动学生，被关进了学习班。为了暂避风头，习近平要求响应当时的“上山下山”的要求，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插队。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1969年的冬天，16岁的习近平和其他两万多名知青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习近平回忆，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所有人都在哭泣，只有他在笑。送行的亲人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发笑。

习近平说：“我不走就要哭了。我不走的话，在北京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了。我可以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

送行的亲人听到习近平回答后破涕为笑。

习近平表示，自己当时去陕北并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栖身之地，甚至是逃避之地。

不过，从北京到农村的习近平顷刻间无法适应环境天翻地覆的改变，那里艰苦到习近平总是挨饿受冻，而且无法入眠。

三个月后，他就返回北京。没想到的是，当时北京风声正紧，习近平又被作为倒流人口被管制起来，一关就是半年。

半年后再出来，真正是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了，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回延安。这一次，他一呆就是7年。

弟弟习远平去看他时，仅一天就起了浑身的水疱，原来，习近平为防跳蚤咬，在炕席下洒了厚厚一层666粉（一种有毒农药），他一年四季就睡在666粉上。

习近平不断地对弟弟说对不起，并叮咛回家绝对不许告诉妈妈。回家后习远平还是告诉了妈妈，因为他自己浑身烂得血肉模糊的，妈妈一眼就看出来了，母子痛哭。

在梁家河村，习近平过了7年，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都干过。

《洛杉矶时代周刊》曾刊文对近平在年轻时期的艰苦条件进行详细描述：“炕上只有一张很薄的棉被，只有一个木桶当做厕所，晚餐基本只有小米粥和粗粮。”

知青“上山下乡”曾被指责是“变相劳改”，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估计在1,200万至1,800万人之间。

很多人未能获安排返回城市，知青死亡、精神分裂者为数不少。据说，1974至1979年有2万5690名知青死亡，其中60%是非正常死亡。成为一代人的惨痛记忆。

在中南海高层中，包括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李源潮、令计划等人都有过类似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