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之忆 旅法华人李石曾的抗战经历
1945~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本报通过走访当年浴血抗战的国军老兵、先烈后代，再现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日历史。特推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报道。
李石曾 (网络图片)
文/吴文超
李石曾又名李煜瀛，笔名石僧、真民，河北省高阳县人。其父李鸿藻在清同治年间曾任军机大臣，李石曾是李鸿藻的第三子，1902年，李石曾随驻法公使孙宝琦赴法国。在巴黎，李石曾入蒙达顿农校学习，毕业后又入巴斯德学院及巴黎大学学生物。
1909年，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创办“巴黎中国豆腐工厂”，以机器新法制豆腐。他在自己家乡招募的工人成为第一批华工，并在工厂开办夜校让工人得以学习法文和一般科学知识。
李石曾在巴黎西郊创办的“巴黎中国豆腐工厂”(网络图片)
1917年李石曾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他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他在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由于赴法学生与日俱增，心系勤工俭学事业的李石曾再度到法国，亲自为学生们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大批工人失业，许多中国留学生也无工可做，陷入困境。李石曾利用自己和法国官方及教育界人士的关系，多方奔走，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工作。1920年，李石曾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同年，他得到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经济支持，在法国建立里昂中法大学。
北平中法大学 (网络图片)
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旧址正门。1921年，里昂中法大学由中法双方合作建立，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入法接受高等教育，直至1946年停止招生。 (网络图片)
“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当时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颜惠庆将中日问题提交国联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但是很多国家不了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暴行。当时的中华民国，根本没有海外通讯社。侨居法国的李石曾立即自行筹资，在法国巴黎商业中心一号大厦楼上建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海外通讯社，简称“世界电讯社”。法文名称为“AgenceChikiai”。他不惜重金，聘用了两名同情中国抗战的法籍高级记者，协助工作，并在最短的时间里，与法国电讯社“哈瓦斯”签订了交换电讯稿的协议，又与国际联盟新闻处交换有关反法西斯的消息和新闻。
这个通讯社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能够直接与国际社会交流信息的传媒机构。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站在国际反法西斯的高度，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及时地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呼吁道义、伸张正义，成功而有效地向全世界传达了中国抗战的声音。
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巴黎代表吴敬恒会长出席世界文化合作年会暨国际座谈会，负责倡设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奔走各国，分设各地分会，其宗旨是联合国际力量，阻止日本法西斯的横暴肆虐。他在布鲁塞尔强烈地主张抗战，并公开表示中国必胜的信心。他奔走各国，不断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呼吁国际舆论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李石曾先生不仅仅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声援和道义支持，而且，成功地争取了西方反法西斯势力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援助。
1937年10月，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切断了联系中国与欧美各国的货运渠道。一切来自国外的民用物资和军事物资均无法及时运抵国内，使中国在物质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直接给中国的抗战造成严重困难。他当即在法国购买军火，秘密运到越南附近的海域，再从越南运到我国的云南，支持抗战。当时中华民国政府也希望在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开辟新的物资运输通道并指派驻法大使顾维钧先生向法国谋求支持。但是，交涉未果。李石曾先生从二十岁就去法国留学，在法国也可谓一风云人物。他不仅讲一口地道的法语，他和当地上层社会和政府官员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不少人是他的挚友，甚至是莫逆之交。莫泰•勃鲁姆就是其中一位。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临危受命，亲临法国，以私人身份与法国高级领导人莫泰•勃鲁姆等人多次接触，争取他在法国内阁会议上支持中国。
当时，日本的战争叫嚣甚嚣尘上，谁支持中国就对谁宣战。法国很多内阁成员不赞成因为中国而引火烧身。莫泰•勃鲁姆在会上要求法国支持中国，如果不支持，他将提出辞职。莫泰在内阁议会的地位举足轻重，内阁议会不让他辞职。因此，最终促使法国同意援华抗战物资通过印支这条渠道运抵中国。当时，如果没有李石曾先生与法国政府要员的极好的私人关系，能够争取到法国高层的理解和支持，想做到这点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李石曾先生是当时能说服法国做到这点的唯一的中国人。在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很多国外的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唯一的通道运往了中国。
后来，李石曾先生还与莫泰等法国官员商谈，计划在越南设立飞机装配厂，以便更有效地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方面的支援。他们商定所有的武器援助只是用于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不是用于内战。随着日本军队的南进，形势越来越严峻，日本占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和乡村。这种形势不仅仅威胁着中国的生死存亡，同时对欧洲的反法西斯力量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
于是，李石曾先生又和法国的官员商量，希望中法两国进行合作，抵制日本在东南亚势力的扩张。他们考虑到法国经济比较发达，他们可以出钱，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可以出人。最后他们商定选派上万名精干的印支青壮年志愿者到法国进行现代军事训练，然后再派往亚洲战场，展开对日作战，在东南亚牵制日军的力量，支援中国抗战。遗憾的是，在这计划进行的过程中，法国本土已经被法西斯占领，法国必须全力以赴直接面对法西斯侵略者，已经没有条件再来完成这个计划了，所以最终未能完成。
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和他的羽翼积极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法国首当其冲。日本也用极大的政治攻势动员法国，企图促使法国率先承认汪伪政权。6月，法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封闭了滇越铁路，切断了中越运输线。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宣布承认汪伪政权。法国政府承认汪伪政权已如箭在弦。其它国家亦在观望法国政府的态度。中华民族的命运又一次面临严峻挑战。
民国政府派驻法大使顾维钧多方奔走，力求阻止法国对日伪政权的承认。竭尽全力之后，毫无结果。顾维钧先生急电重庆告急。当时的民国政府也认为形势危急。于是，急电李石曾先生请其回国面商应对办法。先生当即搭机抵达重庆，住嘉陵宾馆，和蒋介石、吴静恒、以及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商量办法，并表示义不容辞，即日专程登机奔赴法国，拜访了当时担任法国国会议长的赫里欧先生，深入坦诚地对他阐明这件事的严重性，以及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同时，李先生从国际反法西斯的高度，申明承认汪伪政权对法国本身的危害，以及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影响。
赫里欧对他的观点深信不疑。于是，赫里欧当即约同陶乃容（DORIAU）一起去见当时的法国总理、国防部长兼管外交的达鲁弟（DETALIER）。最终，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达鲁弟总理改变法国的立场，拒绝承认汪伪政权，从根本上扭转了局势。因而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势力以沉重一击，在国际舆论上阻止了日本侵略中国合法化的进程。
李石曾先生于1941年年底在重庆举行的一次晚宴上，再三强调自己的信心“中国人决不会投降”。当时在场的有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洲、比利时等国的大使、公使和领事。他希望通过他们，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传达给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
在这个宴会的次日，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他离开重庆飞往美国。在乘美国航班飞往旧金山的途中，经过檀香山，遭遇日本空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的事件。那是美国和日本尚未宣战前的最后一班飞机。这一天，他接受了英文版《自由世界》记者的采访。记者采访后发表了《风云剧变之日飞渡太平洋》一文，全文刊载了李先生的讲话。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他不断强调，侵略者必败，正义必胜的信念。
他当时就表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仅是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而且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他说：“照我个人的信念，胜利是一定的。”他谈到“由欧洲经美国回国时，沿途上凡是听到不好的消息，我的欧洲朋友们便以为中国一定完了。但现在，我相信他们已经真正认识中国人决不会投降。”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的战争联系起来，希望美国人民、英国人民以及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力量联合起来，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他在日本刚刚空袭美国军事基地珍珠港后抵达美国。他说：“到美国后，看见美国人士受这次刺激后的勇气顿增，看见他们具有伟大的决心，参战不全为自身着想，恰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是为人类自由的前途而战。这和我知道的英国和其它欧洲沦陷区人民抗战情绪之热烈完全一样，使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将集权势力打倒。”
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高度评价李石曾先生，说他“在对法国当局打交道上是有极独特地位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他是中法间最密切的联系人，许多法国显要人物对他的话都听得进。”
李石曾先生不仅仅为中国的抗日积极奔走，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土沦陷后，李先生与其他国际反侵略人士曾经在里昂做地下工作。他创办刊物，发表演说，宣传正义，反对侵略，并不辞劳苦，多次奔波于亚洲、欧洲、美洲的很多国家之间，联合欧美各国反法西斯人士致力于反法西斯的斗争，在这期间，他多次主持 “世界社团”大会，进行民间社团的沟通和交流，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1944年，为了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他“一等卿云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