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长久的保有你的财富 曾轰动上海滩的奇文《保富法》(1)

【编者按】《保富法》一书是聂云台先生在1942、1943年写的。聂云台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外孙，旧上海首任商会会长。他从自家的经历和在上海所见所闻的富人家庭的变迁，来谈富裕人家的持久发达之道。
 

书中所谈内容是其一生接触，亲眼看见的。有些家庭第一世做大官、发大财，第二世家破人亡；有些家庭子孙很好，能够继承家业，若干代下去都还出人才，保有财富，保有社会地位。原因在哪里？
 

本文曾在上海《申报》连载，轰动上海，激荡时人之心，一时引起各界纷纷捐赠助学金，柳亚子等各界名流纷纷响应，一时传为佳话。民间自发纷相印赠此书，至今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商人圈仍广为流传！

聂云台

上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

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

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

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

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

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

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同事下级）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的。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过得幸福，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老上海(123RF)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

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他的儿子们曾经请求他在京里购买一所花园宅第，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非要自己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文正公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

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思想，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积福给子孙，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百姓。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致于引发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之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才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林则徐），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元大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祖安先生（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

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所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著这些古董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在我见了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

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花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