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梁启超的报国之路（上）
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地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的确，从他在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
1889年，梁启超（右）考中举人，1890年开始跟随
当时的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康有为（左）学习。
（公有领域）
“以言报国”
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给人送酬金。
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
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
《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
《时务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时务报》共出了69期，据统计，《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时务报馆文编》栏发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启超一个人就写了60篇，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
《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国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左图：《时务报》创刊号（公有领域）；中图：《清议报》创刊号（公有领域）；右图：《新民丛报》创刊号（公有领域）。
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这段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澳门《知新报》，遥领撰述之职。
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同时积极支持《湘学报》和《湘报》，为两报写稿。这些报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维新变法思潮，对于推动戊戌变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梁启超报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以言报国”理想的最初尝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12月27日），在冯镜如等华侨的支持下，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每期40页，比《时务报》的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批评政府，介绍新知。
梁启超连续发表《爱国论》、《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及《少年中国说》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并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至今流行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用名词都是他在《清议报》最先创用的。
其时百日维新刚刚遭到血腥镇压，梁启超流亡海外，惊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启超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清廷虽然严禁《清议报》入口，但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运回国发行，到第十三期，发行量就达到4000多份，还发行到世界各地。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满100期，他发表长文概括《清议报》四大特色：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
不料第二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报馆，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议报》因而停刊。由于其它活动，梁启超实际主持《清议报》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办《新中国报》，任主笔，8月离开），但他在《清议报》发表过30多篇政论、几部专著和大量诗文。
“梁启超时代”
《清议报》停刊不到一个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办起了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六股中他个人居其二。
创刊号宣布三条办报宗旨：
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
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
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
梁启超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
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
《新民丛报》最初发行2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谓盛极一时。
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说：
1．政府为什么需要监督？“政府者，受公众委讬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予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监督。
2．谁来监督？“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
3．报纸为什么能监督政府？“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
4．报纸怎样监督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这是监督的态度。“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这是监督的方法。
关于国民向导，他认为国民“最乏普通知识”，“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向导国民无非三个途径：学校、报纸、著书。
“学校者，筑知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
报纸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可以“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客观报导“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以主观也。”
这是指报刊评论，评论虽然主观，但它是公开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对的看法，又会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一百多年前，这些新闻观念何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