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垃圾时间”论 为什么在2024年流行

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历史的垃圾时间”成为中国的流行语。

“垃圾时间”原是体育赛事中的术语，指一场比赛中，比分悬殊、难以改变胜负结果时，其剩余的比赛时间就称之为“垃圾时间”。

北京街头一位行人（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而无论洞悉社会主义的二十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否说过这段话——“当某段历史违背了经济规律，而个体又难以扭转局面，整体趋势看似注定失败的垃圾时刻”，“历史的垃圾时间”都是对当今中共局势的准确概括。

“历史的垃圾时间”论流行，这对中共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当局进退两难。不批判吧，任其自流，中共存在的合理性会被消解完毕；猛批吧，因为官方与民间舆论的对立，反而让“垃圾时间”传播更广、更加深入人心。所以，迄今只做了零星的有限的批判（如官媒《北京日报》刊发的评论文章）。

但本文的问题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论为什么会在2024年流行呢？

笔者以为，根本原因，是中国老百姓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了。仅举两个例子。

其一，“走线潮”。尽管今年3月29日8名中国走线客遗体在墨西哥海岸被发现，但中国人走线仍前仆后继。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2023年在美墨边境被拘留的中国公民超过3.7万人（日均超一百人），是2022年的10倍，2021年的50倍。而“走线潮”，不过是2020年以来中国人新一轮移民大潮（被网民称作“润”）的极端部分而已，更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富豪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方兴未艾。这标志着中国的全方位的溃败——政治向左转、经济大盘动摇、社会上的内卷和戾气，各阶层在用脚投票。

其二，中国民众的不公平感、被剥夺感空前强烈。美国的两位“中国通”学者在中国进行的一项持续多年的全国性调查显示：二十年间，中国人对造成贫富的看法已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更多归咎于自身能力不足，转变为社会不公。具体而言：

从2004年至2014年间，中国民众普遍认为导致贫穷的前三个主要原因，分别是能力欠缺（lack of ability）、努力欠缺（lack of effort）、人格欠缺（poor character）；机会不均（unequal opportunity）和经济体系不公（unfair economic system）则分别排名第五和第九。也就是说，无论好坏或贫富，责任落在个人的肩上，大多数受访者不会去指责政府或经济体系，并对未来持积极态度。

而20年后，中国不平等现象仍然居高不下，但导致贫穷的前三个主要原因已变为机会不均、经济体系不公、努力欠缺。

与此类似，中国人认为富裕的原因，在2004年，前三个因素是个人能力、高等教育和人际关系；而在2023年，前三个因素已变为人际关系、生于富人家庭和个人能力，高等教育则落到了第七位！而“关系”重要性的飙升，更是表明中国阶层分化、利益固化之完成，社会向上流动渠道已被堵塞。

不愿意再这样活下去，如果只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愿望，还就是个局部问题；但如果是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愿望，这个普遍性就会转变为历史的必然性，大变不可避免，“历史的垃圾时间”就此开始。

以史为鉴。本文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大清的垃圾时间始于1900年。这一年庚子国变，最终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大清的国祚进入了倒计时。此前，大清也遭遇了种种失败，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对这些失败没有充分感知。但《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了，终于迎来1911年的辛亥革命。

回到今日。中共的垃圾时间开始于何时呢？本文以为是2017年中共“十九大”。

“十九大”之后，人们可以看到大事一件接着一件，从中美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运动，从疫情突起到中美新冷战、西方针对中共“去风险”，而中共呢？从“战狼外交”到强推港版国安法和“23条”，从“动态清零”到上海封城，从“国进民退”到拒不救助民众启动内需，从删帖封号到镇压“白纸运动”、“白发运动”等等，一系列事件，中共的形象在普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所普遍感知中，一步步破灭。

于是，进入2024年，“历史的垃圾时间”从一个学者们的话题极短的时间内变为中国的流行语，深入人心，广泛传播。

如果说，大清从“垃圾时间”开始到灭亡，历时11年；那么以今日中国之形势，“垃圾时间”有多久，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