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神游•两宋风华 (43) —— 庆历三年说诸贤 新政十则开新篇

（接上期）

前文讲了仁宗朝的宋夏战争，以及宋辽之间的“重熙增币”，这些都是宋仁宗时期，北宋在外交方面的大事件。不管是宋夏之间的战争，还是宋辽之间差一点走入战争，都令宋仁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于是引发出北宋内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庆历新政。

首先介绍一下庆历新政的背景。庆历三年正月，西夏李元昊上书请和，宋夏战争走入尾声。为什么说是尾声，而不是结束呢？因为李元昊的请和书，态度十分傲慢，拒绝向宋称臣。对于这一点，北宋朝廷上反应也很大，很多人觉得这种请和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也有的人觉得只要能停战，是可以考虑做一些让步的。

范仲淹等大臣经过再三推敲，列出了十项改革措施。（WINNIE WANG/看中国）

但无论是哪种意见，大家都看出李元昊并不是诚心请和，只是因为国内民生被这场战争拖垮了，再加上天灾，不得已而请和。既然是不得已，那么就意味着这种和平不一定能够长久，这样的西夏，就算双方讲和，与其说是友邦，不如说是边患。再加上此前一年，辽兴宗陈兵境上，来势汹汹，都让宋仁宗这位太平天子有了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于是他非常迫切地希望能够让北宋快速强大起来，无论是武备上或经济上，都做好准备，以随时应对可能会突如其来的下一个危机，这也就成为庆历新政的一个直接背景。

那么这个任务要交给谁呢？宋仁宗心目中的人选已经有了，正是之前在宋夏战争，以及宋辽危机中发挥重大作用，堪称柱石之臣的范仲淹、韩琦、富弼。有句话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经过宋夏战争与宋辽危机后，范仲淹、韩琦、富弼，可以说是人气飙升。正如宋仁宗对他们的评价是：“韩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议人望之所归。”此时，人们对他们的期望不止于度过危机，而是当危机过去之后，还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建树。史书上这样记载：“中外想望其功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功业呢？那就是从根本上、全面地扭转当时的弊政。

人选有了之后，宋仁宗开始了一系列的人事布局。史书上记载：“上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谏官员。”意思是，宋仁宗为了对当时的弊政进行改革，他做的第一个准备工作就是增设谏官。谏官虽然官职不算大，但是他可以提出问题、指出问题，起到一种舆论监督的作用，所以朝廷欲有所为，先要有谏官。于是在庆历三年三月，起用欧阳修、余靖、王素等人为谏官，后来在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下，又加了一位蔡襄。这些谏官都是当时的天下名士，时人对他们的评价是“风采倾天下”。

谏官人选到位，接下来第二步，于庆历三年四月，同时擢升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到了庆历三年八月，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至于韩琦，由于当时西夏虽然请和，但双方还在谈判之中，还不算是尘埃落定，那么西北边事还是需要得力的人选去主持。所以此时韩琦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暂时离开朝中，派驻陕西。

这些任命完成后，宋仁宗非常迫切地希望他们提出改革意见。每次进见，宋仁宗都督促他们要担负起责任来，多次让他们针对时政指出问题、拿出方案来。范仲淹也很感动于宋仁宗的诚意，以及对自己的信任，对别人说：“上用我至矣！”

但是范仲淹也有他的顾虑，他认为这件事要办起来很难。难在哪里呢？因为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彼此都有错综复杂的连带关系，所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有个先后主次，不可能一下子同时解决。另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要解冻，那也不是一天能解决得了的，是需要时间的。其实范仲淹的顾虑，说白了就是，如果新政遇到阻力，或者拖的时间很长，那个时候，宋仁宗支持新政的决心还能有多大？

而宋仁宗这边，似乎也感受到范仲淹等人的顾虑，再次亲笔写诏书，让他们“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接着，庆历三年九月初三，宋仁宗大开天章阁召对。天章阁建于真宗朝，里面高悬着宋太祖、宋太宗的画像，收藏着宋真宗的亲笔御书。众辅政大臣先是朝谒宋太祖、宋太宗御容，之后召对时，宋仁宗不仅赐坐，还把笔纸都准备好了，让他们当场就把改革时弊的建言写下来。

范仲淹、富弼见到这个情形，惶恐避席，都不敢坐下来了。他们看到了宋仁宗锐意革新的迫切。不管宋仁宗将来能坚持多久，至少当下这一分钟，他是有百分百的诚意来支持新政的。所以，范仲淹也意识到，他们必须放下所有的顾虑，不管这件事有多难，也不管将来能否成功，他们必须把握当下。于是从天章阁回来之后，他们再三推敲，列出了十项改革措施，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就是庆历新政的内容。

当然说到庆历新政，它的每一条之下都有很详细的一套具体内容。简单介绍，庆历新政十条，前五条都是与整顿吏治有关；第六条，厚农桑，算是经济方面的建言；第七条，修武备，属于军事方面；第八条，减徭役，属于民生方面；最后两条，覃恩信、重命令，都是属于对朝廷政令的制定，以及执行方面的建言。所以从这个比例上，可以看出范仲淹最看重的是什么问题，那就是“吏治”，说白了，就是人的问题。在官员的任用方面，如果用人得当，那么事情就容易做好，如果所托非人，那就会危害一方。

具体来讲，范仲淹提出了哪些办法来整顿吏治呢？第一条：明黜陟，这一条是针对官员的升迁考覈制度提出的建言。第二条：抑侥幸，当时有一种“恩荫制度”，这本来是朝廷用来优待士人的一种制度，即每三年一次祭天大典之后，允许大臣上报一人，可以是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是自己家族中的子弟为官，不用通过科举这种渠道，但时间久了之后，就造成大量冗官。此外，还有馆职的授予也出了问题，馆职就是在三馆秘阁中任职，或者不在里面实际任职，但也是做为荣誉头衔被授予。在前文《太宗展卷苍鹤来天子设宴琼林开》中我们具体讲过，馆职是清切之要职，所用的人都是文学之高选，这是宋太宗时期的情况。但是到了后来，馆职有时会被授予大臣子弟，而这些人并不是饱学之士。这些问题都是“抑侥幸”所针对的。

再往下第三条：精贡举，这条看起来是针对学校和考试。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特别是科举考试，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朝廷选拔官员。所以这一条说到底也是针对提升官员素质、官员质量而言的。

第四条：择官长，就是对官员的选择和监督。这方面，除了对官员本身的推荐选择要严格把关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派出转运使到各路去监察官员。宋代天下州郡与中央之间，还有一级叫“路”，一路之下覆盖多个州郡。各路转运使就负责监察相关州郡的官员。当然这种转运使的选拔也是非常严格的，是由执政大臣推荐，并严格挑选出来的。

第五条：均公田。当时有职田制度，就是把一些公有田地的收入做为补贴发给官员，这样做的目的有点像现在的高薪养廉，就是官员的待遇高一些，也没有必要为生活所迫去搞腐败，至少一定程度地会减少腐败现象。但是由于后来冗官问题越来越严重，加上实际操作中职田的分配并不合理，于是造成一些基层、低级别的官员穷困不堪。范仲淹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提出了“均公田”。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提出后，朝廷很快就付诸实施。但是仅一年多，就偃旗息鼓了。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会无果而终呢？待下期再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