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神游•两宋风华 (44) —— 新政谋国多艰难 庆历四年秋意寒

（接上期）

上篇我们讲到，仁宗朝庆历三年，范仲淹等人提出十条新政。当时除了修武备中府兵法一项被否决之外，其余皆得实施。

我们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庆历新政的很多措施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收效。有些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比如，范仲淹提出要整顿吏治，要“更定磨勘法”，就是改进官员考核制度。只有能够做出政绩的人才可以获得提拔，而不是靠论资排辈那些没有政绩的；没有能力的人，至老不迁，一辈子都可能没机会升职。这是宋初的情况。后来有了考核制度，也就是磨勘，也有了专门的考核机构，叫审官院。文臣五年一迁，武臣七年一迁，到了后来，文职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要求越来越宽松。而且这种考核已经开始流于形式，只要混到年头，就可按序升迁。范仲淹等人就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目的是：一来不要让考核制度流于形式，二来让真正的人才能够被破格提拔，不要被磨勘制度所限制。

庆历新政在实施的过程中，大家有了不同意见，还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使得新政推行十分艰难。（WINNIE WANG/看中国）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才就被破格擢用。其中有一位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包拯。当时御史台职位有了空缺，但是按资历推举上来的人，都是平庸之辈，欧阳修就进言说：我们不是没有人才，只是因为资历不够不能被举荐，希望能够不限制资历，唯才是举。御史台本来就设有里行，所谓里行，是见习，实习的意思，属于非正式官员。欧阳修说的这种里行之职，正可授予那些因资历不够而未能被任用的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包拯被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可以说，人才被破格起用，这是新政立竿见影的收效。

再比如第三条新政：精贡举，这项变革下的一个具体举措，则是在各州县办学校。我们知道宋朝非常重文治教化，所以兴办学校，书院大兴，这与庆历新政是有直接关系的。虽然宋太宗时，曾经印《九经》予白鹿洞书院；宋真宗时，曾经给应天府书院赐扁额，给岳麓书院赐书，又下诏在曲阜办学。这些都是意在鼓励兴学，但是真正做到让天下州县都开办学校，则是在仁宗朝庆历变法时提出并实行的。

可以说，这方面对北宋乃至中国后世的影响都非常之大。但新政推行了仅一年多，就被叫停了，这是为什么呢？说到这个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脱口而出，因为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等等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庆历新政有十条，其中五条都是针对吏治的。特别是第一条“明黜陟”，第二条“抑侥幸”，第四条“择官长”，都是直接针对吏治层面而做的变革。所谓针对吏治，那就是直接针对人的，与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最为密切，所以我们也的确看到，这三条执行起来难度最大，阻力最大，争议最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新法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受到反对，这个的确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那么，庆历新政失败还有什么其它原因呢？我们知道，没有哪一种制度会是万能的。首先，制度是人定的，然后，还要由人去执行。再好的制度，只是一种美好的理论，付诸实施的时候，还要叠加上人为的因素，之后，呈现出来的才是它最终的效果。所以，庆历新政在实施的过程中，大家就有了不同的意见。比如刚提到针对吏治的改革措施，引发的争议是最多的。但我们千万不要简单地认为，这种反对声音只来自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只来自于一些小人，其实也有一部分是来自变法派内部，或是受益于变法的人，或是我们印象中的正直大臣，如刚才说到的包拯。

包拯是在实施新政，整顿吏治的过程中，被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的，为人又是刚直不阿，他绝对不属于我们印象中的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但正是包拯，曾专门针对转运按察法上疏，提出异议，认为一些转运按察使对各地官吏的监察过于严苛，搞得人心惶惶。仁宗皇帝于是下诏，对派至各地的转运按察使加以约束。

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再比如我们知道范仲淹、富弼都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但是，就他们二人之间，也有不同意见。当时在选转运使的时候，范仲淹就拿着那本班簿，就是职官名册，“视不才者一笔勾之”。意思是，觉得哪个人才能不够，就一笔勾掉。富弼在一旁看着都手软，就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意思是你这儿勾得挺容易的，可是那些被勾掉的人，这一家子人都要不好过了。范仲淹听到这个话，就回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吧。这个“路”有点类似现在的省，一路之下涵盖多个州郡，每个路都有专派的转运使，所以叫各路转运使、诸路转运使。范仲淹的意思是，一家人不好过，总比用人不当，让一路人都不好过要强吧。史家对这件事的评价是，范文正、富郑公千载伟人也，观二公论勾官之事，则知其识见亦不能无轩轾矣。意思是，像范仲淹、富弼这样堪称千载之伟人的人，在选官这件事上，都不可能完全的步调一致，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何况其他人呢？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在做事的时候，特别是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站的角度不同，所以观点不同。所以说到这里，也让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每当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遇到变法受阻之类的事情，头脑中首先会想到什么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等既得利益者从中阻挠之类的画面。其实这个想法本身，如果我们仔细地去审视它，会发现它是有一点点问题的。这个想法其实是现代人用自己的想像，甚至是带著有点类似阶级斗争这样的色彩，去往古人身上套用，把古代社会给撕裂了。而且我们现在提到大地主、大官僚、大贵族这些词汇时，都好像带着一种贬义，一种负面的印象。其实很多大富之家，都是勤劳致富，很多巨公名卿，都是出身寒门，比如范仲淹、吕蒙正、包拯等等，都是寒门出身。而且变法中，无论支持的一方或是有异议的一方，两方都有很多人是为了把事做好，用今天的话讲，是为了社会谋福祉。

所以，今天我们着重从这个角度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庆历新政时的一些情况。由于新政在推行过程中有了种种争议，所以，也的确是有一些人因为自身利益被触动，于是趁这个机会开始攻击新政，攻击变法派。而他们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就是将变法派指为朋党。

等到了庆历四年十一月时，宋仁宗下诏禁朋党相讦。这就意味着新政最大的支持者仁宗皇帝，也开始为朋党论所影响，对新政的看法有了改变，可以说本已艰难的新政推行，到了这个时候，就更加得举步惟艰，正如我们这一篇标题所云：新政谋国多艰难，庆历四年秋意寒。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