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首提: 严防利益集团“围猎” 让官员“选队站边”
【记者岳超报导】日前习近平在全国省部级高官的研讨会上公开表示，要求中共官员尤其是一些高级别官员自律，严防被利益集团“围猎”，引发外界关注。
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向中共全体官员发出警告，让他们选队站边。这也预示着要向江派利益集团开刀的信号。
近几年，“围猎”一词几乎已成为郭文贵勾结马建等国安部高官与其他官员争夺巨大利益的标志性用词。
习近平 (Getty Images)
习近平 (Getty Images)
据悉，2月13号，中共政治局七常委，集体出席省部级高官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研讨班开班式，习近平在讲话中罕见提醒：“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而此前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在高层内部要严防“利益固化的藩篱”，“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等等。
据报道，大陆官媒《人民日报》早在2014年10月就曾刊发《习近平为何点名批评“利益集团”》的文章，称围绕利益结成的“圈子”，就是利益集团；并表示，利益集团形态各异，这些所谓“集团”，实质上都是权力做媒、利益媾和的团伙。文章还列举了10种利益集团的模式，如，亲属借风型、属地抱团型、行业垄断型、秘书跟随型、商业进贡型、臭味相投型、人身依附型等。
严防“利益集团”
近年来，利益集团“围猎”各级官员政要攫取巨大财富的典型，莫过于神秘商人郭文贵勾结国安部副部长马建等国家强力部门官员，动用公权力为小集团巧取豪夺巨量财富开路。正是大陆财新传媒2015年3月下旬的一篇特稿《郭文贵围猎高官记：从结盟到反目》，把郭文贵及其背后的马建等人的罪恶勾当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这篇特稿揭开了郭文贵勾结马建、张越等人，藉助特工侦查手段，设局扳倒当时主管北京市城市规划和土地审批的副市长刘志华，夺回盘古大观；郭某与北京保利集团的商业纠纷；郭某利用强力国家机器“借刀杀人”的华泰争夺战；郭某与曲龙从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到分赃不均反目成仇；郭某巧取豪夺民族证券逾八成股份；以及郭某与北大方正原CEO李友为争夺利益而殊死搏杀等，一系列滥用公权力围猎财富的黑幕。
这篇起底式报导披露，郭文贵在二十年间攫取了数百亿元的庞大资产，在2014年的胡润百富中国富豪榜中，郭以155亿的个人资产排行第74位。直到李友的绝地反击迫使郭文贵逃到美国避祸，郭仍然在国外遥控指挥着国内企业的运转。
从此以后，“围猎”一词几乎成为了郭文贵等人“黑吃黑”的替代用语。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上台反腐至今，已经打下了100多只“大老虎”，而这些大老虎背后，都有一帮官员与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形成一个个帮派，这些利益集团要维护的是数以亿元计的财富，必然需要在中央寻找代理人，而他们背后通常有党内元老的影子，令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例如已被判无期的江派大员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和被抓后病死的徐才厚，被外界称为是“新四人帮”。香港有军方背景的杂志，曾详述“新四人帮”依靠同一个“老板”江泽民。
习近平所讲的利益集团的围猎，主要指的就是这些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帮派”，如江派三常委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等；他们利用利益，用女色，去拉拢并不属于江泽民集团内部的人，向其输送利益，拉其作为同伙，然后抵抗习近平的反贪腐。
“围猎”的方式
有关“围猎”，大陆官媒称，习近平曾解读“围猎”，意指行贿者向官员和其身边的人员提供各种便利与利益，以达到行贿的目的。
《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政知道”17日刊文称，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明杰，总结了官员被“围猎”的类型，其中包括了“情谊型”、“定制型”和“曲线型”等。
情谊型的“围猎”方式类似于“温水煮蛙”，通过逐步与官员建立情感基础，继而事无巨细都能主动帮官员妥善料理，以达致行贿目的。如江苏省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就是“情谊型”的被围猎代表。
“定制型”是指针对不同官员的喜好，投其所好，贿赂官员。如果官员嗜赌，便故意输钱；如官员沉迷美色，则进行性贿赂；官员喜欢古玩字画，则出现送赠字画古玩的“雅贿”等。
“曲线型”则是从高官的家属、子女、朋友、秘书等身边人入手，让这些官员的身边人先入围(收受贿赂)。
不过，综合媒体早前分析，中共的官商勾结利益集团，其实还是以官员为核心，“围猎”之说有为官员开脱之嫌。
同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主政中国时起，大陆商界开始大面积潜藏江派势力。他们官商内外勾结，不少商界大佬不但实质是权贵“白手套”，甚至还卷入政治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