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之差留在大陆 家破人亡后悔万分

我的小姨婆和大阿姑在抗日期间是热血沸腾的爱国青年，大阿姑还被流弹打中，伤势伴随一生。如此地为国付出，没想到一念之差，小姨婆阻止了家人去台湾，却迎来了一连串的噩梦。

我的小姨婆是我阿娘（奶奶）同父异母的妹妹，我的大阿姑是我爸爸的堂妹，那时我爷爷已经过世，她们同我父母一起住在浙江慈溪乡下。由于年龄相仿，她们和几个堂弟妹亲如手足。

抗日战争中，坚守阵地的国军。

小姨婆和大阿姑热血报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轻人个个爱国热枕高涨。小姨婆、大阿姑参加当地的抗日行动，其中大阿姑最为积极，而且她又生性活泼外向，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讲演写稿演唱组织样样拿得起。

不久，她们又不顾父母阻拦离家。我父亲曾赶到摆渡口抢她们的手提箱，企图拉她们回家。

她们同其他年轻人一起先在本县和邻县宣传抗日，募捐钱款，后来还转碾去了安徽和江西，参加过宣传队、政工队和战地救护队。虽然没在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奋勇杀敌，但也尽了一己保家卫国的义务，大阿姑还被流弹击中肺部。

她一度成为慈溪县的名人，上了当地报纸的头版。有一次她得知母亲病重，悄悄赶回家，同她妹妹一起将她母亲送进已经沦陷的慈溪县城的慈城医院。尽管医院床铺紧张，当医院院长得知病人是她这个抗日名人的母亲，立即让住院治疗。

阻拦家人去台湾  姨母懊悔万分

由于这些宣传队救护队是国民党领导的，她们的爱国行动多年后变成了“罪孽”。

在江西，小姨婆和大阿姑分别认识了两位男士。小姨婆结识的是一位国民党军医，上校军衔，是江西樟树人，家境殷实。小姨婆回家后再去江西同他结婚。他们不久有了一子一女，过着平安温馨的生活。

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陆易帜。

作为上校军医，他原本可以去台湾，但我的小姨婆坚决不肯去，一方面她不愿离开自己的娘家亲人，另一方面她因为当时正怀小女，因此全家就留了下来，回到他樟树老家。

不久她就懊悔万分。土改开始，她丈夫是地主加反动军官，他不愿一再受刑受辱，悬梁自尽。

自此之后，小姨婆顶着一顶地主婆的帽子，含辛茹苦抚养三个年幼的子女。几十年来的艰难坎坷我也只是后来零星听到一些。

她的儿子，我的毛毛叔，自幼聪慧过人，小学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因为他的出身，高中不被录取。然后他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晚上自学高中课程，希望能参加考大学，当然这也是痴心妄想。

他是一个孝子，文革中他背着母亲去挨批斗、游街，不怕别人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晚上去田里摸田螺、抓甲鱼，让母亲有些荤腥增加营养。

由于他聪明好学，动手能力也强，替生产队修理农机，革新农具，培育良种，才没受更多的苦。

我父亲和在上海的其他几个亲戚开始每年会汇一些钱去接济小姨婆，每年有一、二次信件来往。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父亲寄了最后一次钱。因担心汇款单会引人注目，不能到她手中，这次是将几十元现金放在平信里寄的。

以后爸爸自身难保，两年后投河自尽，我们与小姨婆就断了音信，直到文革结束。

我见到她是文革结束后，她再来上海。尽管几十年饱经风霜，头发已花白，脸上也布满了皱纹，但看上去依旧风韵犹存，举止谈吐没有“乡下人”的味道。

劫后重逢，她同我母亲一起痛念各自的丈夫，互相老泪纵横，抱头痛哭，泣不成声，然后又互相安慰。她对当年阻拦一家去台湾后悔莫及，说是一着走错，满盘皆输，是她害了全家。她这话以后又反复说过多次，这一后悔负罪感长久难以释怀。

姑丈头戴“反革命”帽子   幸有大阿姑相伴

我大阿姑的丈夫，我的姑丈，是江西婺源人，原国民党军队里的文书，却被正式带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六十年代初与大阿姑一起来上海，印象不深，只记得他送给我和我哥许多邮票，那时我刚开始集邮，看到这么多漂亮的邮票，自然眉开眼笑，心花怒放。第二次是我大阿姑去世以后，文革刚结束，他显得很憔悴，低着头，神情黯然，忧郁的眼神黯淡无光，说话不多，声音沙哑，净是讲述大阿姑的最后几年的事，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大阿姑来上海的次数比姑丈多，而且每次都住在我家，同阿娘挤一个小床。一米七几的大阿姑挤在阿娘床上，挤得床都吱吱作响。大阿姑能干活跃，快人快语，豁达开朗，我们家的人平时话语都不太多，她一来，欢声笑语满屋。

她见多识广，我们很喜欢听她讲各地的风俗习惯，人情风貌。她快手快脚，干练利落，抢着帮我母亲做家务。我吃过她做的江西名菜“粉蒸肉”，香喷喷，亮晶晶，浸透了肉油的米粉使人垂涎欲滴。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文革开始不久的1967年新年。她刚到上海没几天，江西当地就打电报来催她回去，当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们立刻就有不祥的预兆，她却认为没有大事，反过来安慰我父母和阿娘不用担心，但她一回去全家就被扫地出门，从城镇赶到乡下。

1971年新年她最后一次来上海时，我刚去农村插队没回家，所以没见到她。

她带来了她自己养的鸡，晒的笋干，还有著名的婺源绿茶。说到当年抗日虽说投错了庙，可那些共产党老干部现在不也一样被斗得死去活来。在农村，虽然也挨批斗受过辱，但是姑丈自学中医，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们乐于助人，为人治病解痛，排忧解难，所以也没吃太多的苦。

他们两人没有子女，长期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大阿姑那次风尘仆仆而来，依依不舍离去，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回去不久她身体就每况愈下。大阿姑病重去世前，姑丈到处翻医书查偏方，上山挖药材，但最终仍未能挽救她的生命。

阶级斗争时代下的牺牲者

当年两位热血青年，美丽、活泼、聪颖、热枕，在国家民族遭难之时挺身而出，抗日救国，以后的命运本不该如此坎坷悲惨，对社会也本该有更大的贡献，可惜生不逢时，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她们成了中国无数贱民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