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神游•两宋风华 (34) —— 二主临朝号天圣 十载佳政多忠臣
（接上期）
“天圣”是仁宗朝的第一个年号。“天”，是二人之意，“天圣”，就是二人之圣。这个年号所贯穿的十年，正是宋仁宗与章献太后一同听政的十年。第十一年的三月，章献太后就去世了，所以在北宋历史上，第一次女主临朝，主要就是在年号为“天圣”的十年中。前文提到，章献太后辅佐宋仁宗解决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前朝留下的危机四伏的人事格局，将奸臣丁谓罢相贬放。正所谓亲贤臣、远小人，小人已远，再来说说贤臣，有哪些贤臣为章献太后所重用呢？
首要一提的是王曾。丁谓被罢相的同时，参知政事王曾被任命为宰相。说起来，权臣丁谓被罢免，除了刘太后起了决定性作用之外，王曾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正是王曾上奏雷允恭、丁谓改变山陵修建计划的事情，刘太后就此事将丁谓治罪，所以王曾在这个过程中立了大功。
天圣年间，给帝王讲史念经的御前讲席开始制度化，
称为“经筵”（台北故宫博物院）
其实不只如此，在北宋从真宗朝向仁宗朝过渡的这个关键时刻，王曾对于稳定朝局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真宗朝的最后几年，太子开始听政，但是政务其实是由刘皇后做决策的，当时很多大臣都担心大权旁落。王曾就对刘皇后的亲戚钱惟演说，皇后与太子的关系，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太子年幼，需要皇后来抚养、培养，而皇后又因为抚养、培养了太子，从而使得人心归附。对于王曾的话，钱惟演、刘皇后很认同，可以说，这对于刘皇后明确自己的正确定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后来寇准被罢免贬放，本来宋真宗想将他贬到江淮一带，但是丁谓私自决定将寇准贬去更远的道州。当时权臣丁谓气焰正盛，没有几个人敢提出异议，而王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敢说真话。他提出这不是宋真宗的意思，但是丁谓就说了一句：“居停主人不要再说了。”“居停主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房东的意思。王曾租房子给寇准，算是有一点私人关系。丁谓强调这一点，言外之意是威胁王曾，你也是与寇准有联系的，所以你不要替寇准讲话，否则会受到牵连。虽然在寇准被贬放这件事上，王曾并未能成功阻止丁谓，但是他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顶着压力说真话，是难能可贵的。
丁谓被扳倒后，另一位宰相冯拯继丁谓为首相，但是冯拯却有意效仿丁谓擅权，王曾就跟冯拯晓之以理，让他明白此中的利害与是非。就这样，因为有王曾在朝，冯拯没有成为丁谓第二。
此外，还有一位名臣，是参知政事鲁宗道。鲁宗道在正史中这样评价他——“为人刚正，嫉恶少容，遇事敢言”，所以鲁宗道被人送外号“鱼头参政”，一是指他的姓，“鲁”，这个字是鱼字头；另外是说他骨鲠如鱼头，性格非常耿直。
刘太后为什么会重用鲁宗道呢？这还要从真宗朝说起。有一次，宋真宗有急事要诏见鲁宗道，结果鲁宗道出去喝酒，回来晚了，来找他的使者就问他：“皇上要是怪您来晚了，我要怎么说？”鲁宗道说，你就照实说。使者说：“皇上如果知道您是因为喝酒来晚了，万一怪罪起来怎么办？”言外之意，你能不能换个理由，使者也是好意，担心鲁宗道被责怪。结果鲁宗道说：“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结果宋真宗果然责问起鲁宗道，鲁宗道如实回答。结果宋真宗听了之后，觉得鲁宗道这个人很忠实，堪当大任，回宫后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刘皇后，所以刘皇后就记住了鲁宗道这个人。于是在丁谓被罢相后，她就任命鲁宗道为参政。
其实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类似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位高权重，但同时在道德修为上境界也非常高。如果这仅是一、二例，可以说是偶然现象，但这却是一个普遍现象。看起来，好像位高权重和道德修为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当然有人会认为，所谓道德评价，多是后人对先人的溢美之辞，其实煌煌二十四史里面，明君、贤后、忠臣、勇将不可胜数，难道都是溢美之辞吗？这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现代人看问题容易只看表面，所以比较容易注意到古人立言、立功，这些有形的东西。但是却常常忽略掉最核心的一项——立德。其实立德才是他们立言、立功的目的，同时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立言、立功的前提、基础和保障。
所以王曾也好，鲁宗道也好，他们为什么会有那样高境界的修为？是因为立德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他们当宰相也好、当参政也好，他们都是要在他们的这个角色中，用他们的方式去修身立德。反过来讲，也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深厚的道德修为，他们才能够完成历史交给他们的使命、上天赋予他们的角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历史上的明君、贤后、忠臣、勇将，常常同时也是道德深厚之人了。
当时的言官谏臣们也多是忠义立朝，很敢说话。比如：天圣七年六月，玉清昭应宫发生了火灾。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天书封祀的时候下诏修建的，是真宗天书封祀活动的一个地标建筑。所以火灾发生后，刘太后伤心落泪，说：“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言语间似乎有想要重新修缮的意思。正如前文所说，天书封祀以来大兴土木，修造宫殿，增加了北宋的财政负重，所以很多大臣对此并不赞同。
大臣范雍马上说：“不如都烧了才好。”刘太后刚说“犹幸一、二小殿存尔”，就是还好有一、二间小殿没烧着，他就来了一句——都烧了才好，很敢说话。范雍说，先朝竭天下之力修建此宫，突然化为灰烬，这不是人为所致，是上天警示。如果要修缮复原，这不是回应上天警示的做法。宰相王曾、吕夷简也支持范雍的说法。御史中丞王曙也进言，认为玉清昭应宫的修建不合经义，意思是本来建得就不合理，灾变的发生，应是上天有所警示，不应再行修复。
除了这个修缮事宜，火灾发生后，玉清昭应宫的守卫们也都因为失职而被关入大牢。针对这件事，右司谏范讽进言说，这是天降灾变，警示我们，不应当大动干戈地去调查追责。还有荥阳县尉苏舜钦上疏指出，玉清昭应宫火灾是“天之垂戒”，认为宋仁宗应当深思在治国理政上是否有什么过失，需加改正；左右大臣是否有窃弄权柄者，应当罢去；皇帝应避殿减膳，下诏罪己，或者能够变天灾为福佑。宋仁宗与刘太后虽然很痛心玉清昭应宫被焚毁，但是却能够接受大臣们的谏言，及时醒悟，于是对守卫者从轻发落，并下诏不再修缮玉清昭应宫。
古人在面对天灾、天变时总是心生敬畏。有人讲，古时的皇帝最大，说一不二，其实不是这样。皇帝不是最大，太后也不是最大，谁最大？天最大。皇帝说一不二也是在符合天道的情况下说一不二。不符合天道时，一个地方基层小官也可以站出来指出皇帝的过失。由此可知，在天变、天象、天意的面前，古人是多么虔敬卑微，这绝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做样子、走过场。
正是因为宋仁宗与章献太后任用贤臣、善于纳谏，所以这一时期也必然有诸多善政可圈可点。比如：经济方面，设立管理纸币发行流通的“益州交子务”。从这时起，官方开始主持发行纸币（交子）；财政方面，停止兴建之风，节省大量开支；文教方面，给帝王讲史论经的御前讲席，虽然自古有之，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制度化，名为“经筵”；地方上，开始赐给州学学田，做为学校的经费来源，这使得地方的建校办学等活动，有了稳定的经济保障。所以，回顾天圣明道年间的这段历史，看到的是上有贤主，下有忠臣，才有了这些政绩。正如本篇标题所云——“二主临朝号天圣，十载佳政多忠臣”。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