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神游•两宋风华 (38) —— 礼乐既张欲称皇 天命早定西夏王

（接上期）

提到西夏李元昊，都知道他称帝建国号“大夏”。但是，他自认为可以当皇帝的理由，竟然不是因为有战马，而是因为有文化！

在前文讲到，西夏李元昊称帝后，宋朝君臣的反应是什么呢？大部分人都主张立即出兵征讨，而且认为西夏是蕞尔小邦，不足为虑。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严重的误判，西夏早已不是印象中的那个西夏，那么现实中的西夏是什么样子呢？

西夏王李元昊 （Adobe Stock）

北宋名臣富弼有一段话，对于西夏的状况总结得非常好。他说契丹取得了燕、蓟以北，拓拔氏得灵、夏以西，这一带的豪杰都为其所用。于是契丹与西夏，得中国土地、得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契丹与西夏所为皆与中国同等，而其劲兵骁将又长于中国，岂可以上古之夷狄来看待今日之契丹与西夏呢？

这段话有点长，说的就是契丹与西夏在接受汉地文化之后，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上古时未开化的蛮族，而是文明程度上极力向中国靠近，而武力方面又强于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样的对手，对于中原王朝而言，称之为前古未遇之强敌也不为过了。现在就来看看西夏在文化方面都有哪些举措。

李德明对宋一直很友好，在和平状态下，与宋朝保持着外交和贸易上的往来。而其子李元昊认为应当保持传承蕃人的特点和优势。李元昊继位后，在保持蕃人文化的同时，更大力接受汉地文化。他一即位，就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他仿照中国官制，制定了西夏官制，也分文官、武官，他的政府机构中也设有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磨勘司等等，看起来跟宋朝都差不多。服饰上，也如中原一样规定了衣冠服饰的颜色，以区分士、庶、贵、贱。此外，他还建立蕃学、汉学，非常重视教育与文化的传承。此外，他还仿造汉文字，创造了西夏文，之后他又把中国的《孝经》、《尔雅》等书籍译成西夏文。

除了引进中原文化，李元昊还重用汉人。当时北宋有两个读书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吴，这两个人科考屡试不中，郁郁不得志。后来听说西夏李元昊有意效仿中国，他们觉得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离开北宋，投奔李元昊，为他出谋划策。李元昊很高兴，对两人十分倚重，夏人立国规模、入寇方略等等，很多都是这两个人教的。

另外，李元昊自己也精通中国文化，学习佛学，通晓蕃、汉文字，案上常置法律之书，通兵法，常读《太乙金鉴诀》。可以说，李元昊就是一个中国通，所以他虽然注重保持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但同时他更大力度地在接受汉地的文明教化。而这一点，才是西夏自认为可与北宋抗衡的最大资本。

当李元昊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后，他自己觉得已经万事俱备了，就给北宋写了一封信，摊牌自己要称帝了。这封信里有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他要称帝的理由：“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

李元昊觉得中国有的，自己都有，自己也有了衣冠制度和礼乐文明，因此，周边的民族部落都来归顺，所以此后，他不要称王了，他要改称帝号。

正如前文讲到，西夏以边陲远邦一朝能与中原大国抗衡，是与一个因素有关，这个因素就是中国的神传文化、文明教化。正是因为西夏在引进学习中国文化，所以他自认为有了与中国抗衡的资本。同样，西夏没能一赢到底，也是与这个因素有关，那就是他虽然向慕中国文化，但是学得还不够。

他虽然极力模仿中国制度，但是这些东西只是表面，制度也好，文化也好，都只是形式，目的是通过各种形式，去展现那个道，也就是文以载道。这个“文”并不只是“文章之文”，可以扩展理解为“文化之文”，文化要承载的是“道”，如果没有“道”，那就是徒有其表。再比如，有句话叫：“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里讲到文德，就是说，真正使远人宾服的，不是“文”，而是“德”。而李元昊虽然进行了制度上的学习与改革，但对道德教化方面的重视是不够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治理好天下，先从修身开始，李元昊是没有这个概念的，相反，他的性格中有着暴虐的一面。

举个例子。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李元昊的母族，就是他母亲这边的族人，有个叫山喜的人，想要发动政变谋杀李元昊，当然这事没成功，但是李元昊因为这件事，竟然把自己的母亲也处死了——“鸩杀其母”，并把山喜一族都沉河处死，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李元昊的残暴。这种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在西夏的王室中却频有发生。

在中国人看来，要做天子，在大禹王时，留下《洪范》，里面就已经提到过天子的标准，自己要大中至正，才能代天行政，治理天下。

过去的人都相信天命，天命不是虚无飘渺的，它在人类这个层面是有实实在在的体现，那就是“道德”。所以古人看一个人有没有天命，就是看他的道德。他的道德水准高，人们就愿意跟从他，因为人们相信，他会是那个天命所归的人；反之，德行不够的人，即使强盛一时，也不会长久。所以后来的历史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点。李元昊虽然屡有战胜，但是打到第三年，他也打不下去了，一个是士卒死伤殆半，再就是国内民生困顿，民怨四起，于是李元昊于庆历三年上书请和。

但是这次请和并不顺利，因为李元昊这个时候还是心有不甘，他在上书中称宋仁宗为“父大宋皇帝”，可能听起来挺尊敬的，其实不是这样。这实际上是变君臣之号为父子之名，拒绝向宋称臣，但是李元昊对辽却是明确称臣的。所以朝中就有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接受请和，一种是不接受，双方争执不下。

而且特别不能让宋朝人接受的是，李元昊还搞起了文字游戏，他在称帝的那封上书中，给自己起名叫“吾祖”。而在这份请和的上书中，他没敢这么嚣张，把这个“吾祖”，改成了“兀卒”，不过这个小把戏，北宋大臣一眼就看穿了。谏官蔡襄气坏了，说：“‘吾祖’就是‘我翁’的意思，今天就算李元昊称臣了，却对朝廷自称‘吾祖’，朝廷赐书给他，也得跟着写‘吾祖’，这是什么话。”余靖也坐不住了，上书说：“自古以来，蕃邦外族有叫单于、有叫可汗，没听过‘吾祖’这个词。我从早想到晚，琢磨这个词儿，这就是李元昊自己杜撰出来的，他称陛下为父，然后让陛下呼他为祖，这家伙太坏了。”其实宋仁宗之前是有些犹豫的，日久厌兵，有心想装糊涂，接受这份请和，结果叫众大臣们把话一挑明，想装糊涂都不可能了，实在是没办法接受这个请和，所以双方就一直争执、拖延。

第二年，也就是庆历四年时，大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辽国部落投奔西夏，李元昊接纳了这些人，于是辽夏失和，辽兴宗亲领大军前来兴师问罪。在这种情况下，李元昊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也急于与宋讲和，于是在庆历四年五月向宋上表称臣。李元昊时期的宋夏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回顾这段历史，李元昊的确是很有魄力、很有眼光，学习引进中国文化，有志与中原争雄。但是借用古人的天命观来看，他的天命不在这儿，虽然他能够建国，号大夏，但是他的功业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能再向前一步。正如本篇标题所云——礼乐既张欲称皇，天命早定西夏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