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神游•两宋风华 (45) —— 风起朝堂朋党论 心远江湖岳阳楼

（接上期）

前文提到，庆历四年十一月，宋仁宗下诏禁朋党相讦。这道诏书的背景正是变法派大臣们被反对者们指为“朋党”，而宋仁宗也受到这种论调的影响，开始动摇，从支持变法，转为止步不前。最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历新政，就在甚嚣尘上的“朋党论”中戛然而止了。本文就来说说这个“朋党”。

朋党之议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庆历新政才开始的。应该说，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而言，朋党之议一直是如影随形，阴魂不散。早在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五月，时任开封府的范仲淹就已经经历过一次朋党风波了。起因是范仲淹认为宰相吕夷简“进用多出其门”，就是选人、用人，都用自己人，搞小圈子。于是就给宋仁宗呈上一幅《百官图》，图中标记出，怎样是按序升迁，怎样是不按序升迁；怎样是出于公心，怎样是出于私心。后来，两个人又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政见不合，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吕夷简上宋仁宗那儿告状诉苦，说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范仲淹也不示弱，更加激烈地回怼，于是就被贬知饶州。

庆历变法失败，范仲淹被罢官，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始终能够泰然处之。（WINNIE WANG/看中国）

当时很多人都为范仲淹发声。集贤校理余靖上疏说：“党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意思是如果范仲淹的话说得不合适，您可听、可不听，怎么能因此就怪罪处罚他呢！并请求宋仁宗收回成命。结果余靖因这份上疏被降职。

馆阁校勘尹洙也上疏说：“我与仲淹亦师亦友，也是仲淹一党的，今天仲淹以朋党得罪，我也不应幸免。”结果他也被降职。

馆阁校勘欧阳修则是修书一封，把司谏高若讷痛骂了一顿。司谏是言事官，向皇帝提建议的。欧阳修认为，高若讷在范仲淹因言获罪这件事上，没有劝谏皇帝，是失职，于是在信中痛骂：“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被骂急了，就把这封信上呈宋仁宗，于是欧阳修也被贬官。

当时朝中官员们都畏惧宰相吕夷简，不敢去给范仲淹送行。范仲淹离京去饶州那天，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为他饯行。有人不理解，说范仲淹都被列为朋党了，你还不离他远点？王质说：“范仲淹是贤士，能与他一起被指为朋党，是我的荣幸！”

馆阁校勘蔡襄则奋笔疾书，写了一首大作——《四贤一不肖》诗，赞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批评高若讷。结果这首诗非常轰动，被时人争相传写，还被拿到书市上去卖，卖书者获利颇丰，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这期间，有契丹使者到来，居然还买了一份带回契丹，张贴于幽州馆。幽州馆是宋朝使臣出使契丹时，被安置居住的场所，有点像现在的国宾馆。这样的诗被张贴在大辽的“国宾馆”里，可见这首诗及这次朋党风波影响之大，不仅轰动朝野，还轰动了友邦。

在范仲淹被贬之后的几年中，因为士大夫们论荐不止，不停地上疏，为他发声，宋仁宗更觉得他们很像朋党，于是在宝元元年十月，再次下诏禁朋党。后来因为宋夏之间发生了战争，范仲淹再度被起用，驻守西北边境，立下大功。接下来就是被召回朝中，主持庆历新政。在这种背景下，朋党之议又死灰复燃了。

前文讲过，庆历三年三、四月间，也就是新政开始之前，宋仁宗将范仲淹、韩琦调回朝中，让他们进入二府，重用为执政大臣，同时又增设谏官。而在景佑三年那场朋党风波中被贬放的官员，像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都被召回，任命为言事官，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国子监直讲石介一高兴，写了一首长诗——《庆历圣德颂》，大赞宋仁宗进贤退奸。贤，当然就是指这些贤能之人，奸呢？指的是一个叫夏竦的人。

夏竦之前也是被委以边事，抵御西夏，但是夏竦畏敌怯战，西夏李元昊曾经张帖榜文说：“得竦首者，予钱三千。”用三千钱悬赏夏竦首级，可见西夏人对他是非常地轻视。在庆历三年三月的人事调整中，夏竦本来是被高升为枢密使，结果在众官的谏阻之下，还没到任就被罢免了。

至于这首《庆历圣德颂》则是传遍朝野上下，轰动程度不亚于蔡襄的那首《四贤一不肖》，连远在眉山8岁的苏轼都看过这首《庆历圣德颂》，可见这首诗影响力之大。但是正是这首长诗，为日后埋下了隐患。

在诗中被指为奸人的夏竦，很不甘心，于是就大造舆论，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指为朋党。而范仲淹与欧阳修这两个人的性格有点像，都觉得自己公心为国、心怀坦荡，所以不仅不避嫌，不在乎别人怎么议论，甚至还迎风而上。有一次，宋仁宗与大臣们讨论起朋党之事，范仲淹说：“自古以来，邪正在朝，各为一党。”等于是承认他们就是朋党了，不过他们是君子之党。并且说“君子相朋为善”，意思是说这种君子之党是专做好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欧阳修更是大笔一挥，写了一篇《朋党论》给宋仁宗。这篇雄文中，欧阳修来了个标新立异，不仅不回避朋党，还赋予了朋党新的含义。他说：“小人无朋，君子才有朋。”为什幺小人无朋呢？因为小人是唯利是图的，有利可图，就结党；无得可图，就互害，所以这个“朋”是伪朋、是假的。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以同道为朋，所以同心共济，终始如一，这是真朋。而天子如果能信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个天下就好了。

这篇《朋党论》写得既有道理，又有文采。其实它就是说，不要扣死字眼儿，朋党、不朋党，关键要看人，如果是君子，是一群有道德、有操守的人，多一些更好；如果是小人，结党营私，就会误国、误民。但是现实是，范仲淹、欧阳修的这番自辩，并没能堵住小人之口，也没能挽回新政的命运。庆历四年十一月，宋仁宗再次下诏戒朋党相讦。第二年，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等变法大臣被罢官，至此，庆历新政正式划上句号。

此时范仲淹已经五十七岁了。走过了大半生的范仲淹，曾经在朝党上谠言论战，曾经在疆场上卫国杀敌，曾经抱着兼济天下之志主持庆历变法，如今他再次因为被指为朋党而离开朝堂，但是对于这一切，他始终能够泰然处之。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之后，为什么能如此云淡风轻，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生在世，多少都会有患得患失的时候，可是范仲淹为什么能如此拿得起、放得下？就像他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所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真的是一种境界。而他的另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成为北宋士大夫们的座右铭，更鼓舞着无数中国历代的读书人，成为他们的精神理想。如果人生是一场修行，这大概就是范仲淹一生修行的所得。

反过来再看他曾经经历过的朋党风波，虽然看起来好像众口嚣嚣，来势汹汹，但当这一切过去之后，会发现这不过是他修行路上的一道风景，不经历狂风暴雨，哪会有云淡风轻？正如本篇标题所云——“风起朝堂朋党论心远江湖岳阳楼”。

（未完待续）